经过二十多年发展，网络文学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拥有海量的读者，广泛的阅读量，强大的资本吸纳与文化产业转化能力。电子阅读的媒介转换，使得网文相对传统文学成本更低廉，生产更迅速，传播与交流更快捷，网络文学吸收国外类型文学元素，强化对中国通俗文学传统、古典传统与新文学传统的链接，也形成了对当下生活的想象力和知识能量的爆发，从而使得网文的容量扩展惊人，时空视野阔大。与之相对的，则是网络文学在艺术上的探索，吸收通俗文学、精英文学和后现代文化多种营养，形成了数百万字“超级文本”的存在。可以说，网络文学对精英文学及其背后的文学出版业，都造成了很大冲击，也形成了反思参照的样本。那么，我们可以向网络文学“借鉴”些什么呢？
这是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在网文界看来，不仅中国古典文学，且起源自“五四”的“现代文学”，都被命名为“传统文学”。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感叹，启蒙运动之后，“传统”的名声“江河日下”。这种不断以“传统/创新”区隔的思维，其实依旧来自现代文学。“点击量”、“订阅量”、资本转化率，似乎成为衡量网文价值的最高标准；另一方面，精英文学领域，以平等宽容态度看待网络文学，讨论小说背后的文化因素与社会含义，研究借鉴其优势之处，也是比较匮乏的。我们更多看到“网文百分之九十九是垃圾”这类判断。即使网文研究界，认为网文与纯文学可“沟通互补”的学者，也是“非主流”。很多学者追随网络产业的定义，更强调自身“媒介特殊性”，无疑更加深了这种隔阂。
为何纯文学创作对网络文学的“借鉴”，有其必要性？
范伯群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应是“一体两翼”状态，五四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成为互相平衡的“展开的翅膀”。文学史经验证明，对通俗文学形态的吸纳与转化，也是精英文学发展的必要资源。比如，施克洛夫斯基指出，契诃夫将滑稽报刊“下品故事”改造成有艺术独创性的“形式完美的作品”。巴赫金则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得益于不高雅的“欧洲惊险小说传统”。钱鍾书的《围城》，我们能看到“流浪汉小说”的影响。贾平凹的《废都》对狭邪小说的化用，《林海雪原》对英雄传奇的模仿，都是明显的例子。从发展轨迹看，文学发展会经历民间俗文学的“文人化”，也就是雅化过程，如唐宋词、元曲等文类。小说也是这样。文学的现代转化中，小说的长度和内容含量，既有利于盈利，更有利于“模拟”生活体验方式，包含各种复杂意识形态。现代中国小说，在接受西方文艺思想基础上，实现了小说雅化。不同的是，这种雅化脱离中国古代小说传统。陈平原认为，“五四”现代小说的发生，是西方文艺移植与小说地位从低向高位移的“合力”而成。现代小说继承的主要是“雅文化”，即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它与从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章回小说的“中国小说传统”，有着结构上的“反动”。这也是五四之后，小说“雅俗分野”的结构性因素之一。五四之前，尽管小说地位被不断鼓吹，但依然是“下里巴人”。五四之后，新文学将“白话”发明权和定义权抢在手里，并通过文学史、文学教育等诸多手段，将中国古小说传统打入“俗文学”地位，比如，五四文学家对晚清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的批判，并造成“现代意义”上文类的雅俗分立。
然而，这种“传统的断裂”，也造成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天不足”，即未能与文类传统形成良性继承。“雅俗对峙”的变化，民国初年是“雅兴而俗衰”的五四文学崛起，其次是40年代赵树理与张恨水为代表的“雅俗互渗”，再次是20世纪70年代港台通俗文学兴起。就大陆而言，最新的雅俗之变发生在90年代中期之后、21世纪之初。通俗文学以市场属性赢得发展生机，尽管有时也以某种“纯文学面孔”出现。80后“青春文学”，女性“身体写作”，已带有很强的类型文学气质。90年代末，网络媒介产生的文学形式，从北美的中国留学生BBS，发展到榕树下、天涯两大文学社区，再到起点中文网收费模式出现，盛大文学成立，直到阅文集团上市，新媒介引爆通俗类型文学发展，也很好链接了“中国小说传统”。穿越、玄幻、盗墓、灵异、洪荒等小说类型内容、文化思维，抑或“拟章回”式“网文更新”叙事结构，都有中国小说传统的影子，闪烁着蒲松龄式的诡异，还珠楼主式的幻境营造，封神演义式的瑰丽传奇，三国式的历史权谋设计，水浒式的暗黑底层描述。网文对中国通俗文学传统的链接，也对追着西方文学一路狂奔的纯文学界，提供了参考价值。
那么，纯文学作者，可以从网络小说“借鉴”什么呢？
首先，小说在互联网新媒介语境下的“知识功能增值”，是网文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小说之所以大行于世，与现代印刷业发展和启蒙识字率提高有关。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以知识思辨叙事，指称现代性宏大叙事思维的一个分支。工业革命时代知识大爆炸，天文、地理、海洋、生物、物理、化学、心理学、金融、政治学各类学科蓬勃发展，同时影响到了小说的知识容量。小说走出中世纪罗曼斯传奇，不再纠缠于神秘传说、宗教秘闻，而是在“内”和“外”两个方面，形成启蒙进步思维。殖民财富想象与冒险刺激，被赋予了现代性味道。十八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尤其看中外部知识描述。比如，福楼拜与巴尔扎克笔下细致逼真的“巴黎社会”。就内在性而言，二十世纪以后的小说走得更远，意识流小说兴起，文学对心理、梦境与幻想的开掘，造就了很多复杂人物形象与多样叙事形态。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海明威、君特格拉斯等大师，则致力于将外在知识与内在体验相结合。然而，卡夫卡、舒尔茨等现代主义先锋作家身上，内在与外在的分裂对立已异常紧张，也导致了小说空间化等倾向。这种倾向反过来强化文学对现实体验的索求，甚至出现卡佛这种低词汇量“蓝领极简主义”写作。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就看到了“经验”贬值的危机。一战之后，人们不再关心外部世界，走向了内心与世界的对立分裂。现代主义走向内心玄想，反映世界的荒诞与不可知，迷恋语言和叙事实验。
这种倾向发展到“拼贴杂糅”的后现代主义，也导致了“文学类型”的萎缩。“类型学”甚至归属于“通俗文学”标配。“文学类型”发达，不仅是文体意识变革，更体现着文学反映现实社会“知识变革”的能力。罗烨的《醉翁谈录·舌耕叙引》在“小说开辟”一章分古典小说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捍棒、妖术、神仙”八类，显示了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知识及其文化想象。晚清是中国文学类型爆发期，梁启超论及“新小说”类型，分为历史、政治、哲理科学、军事、冒险、侦探、写情、语怪、社会等类型。这表现了晚清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大知识变化，比如，写情小说由古典写情变化而来，又与个性启蒙有关；军事小说乃铁骑、三分等历史军事小说发展而来，又有现代意味；冒险小说与海外殖民有关；科学小说与现代科学知识有关；侦探小说显示现代复杂人际关系，及逻辑推理的科学思维。
相对而言，现代主义对外在知识发展不再关心，认为是“过时”的现实主义态度。西方现代精英文学的类型萎缩，很大程度归咎于“内在诉求”与“外在知识认知”的隔离阻断。21世纪，随着互联网发展，出现了新世纪“知识爆炸”，特别是天文、生物、科技、金融、通讯等领域。而我国精英文学的类型变化却日渐逼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形成的“乡土—都市”知识形态，已不能反映当下世界的巨变。“乡土”与“都市”依然是文学创作主流类型，并辅之以部分先锋写作，而学者小说、讽刺小说、历史小说，乃至科幻、惊悚、金融等诸多晚清到现代文学时期就有发展的类型，却很难有“类型的创新”。更令人忧虑的是，中短篇小说出现新先锋化倾向，而长篇小说创作，出现“史诗”杂糅“后现代”的怪异组合。故事越写越复杂，叙事越来越晦涩，解构的野心与建构的雄心并存。然而，可读性越来越差，其对知识性的吸纳，不再以“文体创新”与“内容创新”为突破口，而更多表现在“装置性”知识杂糅与点缀。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的兴起，在知识类型爆发上形成穿越、军事、玄幻、科幻、奇幻、国术、鉴宝、盗墓、工业流、末日、惊悚、校园、推理、游戏、洪荒、竞技、商战、社会、现实主义等数十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类型或亚类型，这些叙事类型还有互相交叉融合的其他变种。类型繁盛的背后是知识爆炸。这不仅体现了当下社会的知识变革，也表现出中国网文对古今中外知识的“巨大热情”。比如，孔二狗的《东北往事》、狱中天的《看守所》、哥们儿的《四面墙》等“新社会小说”对底层生活的描写；齐橙的《大国重工》、任怨的《神工》对中国重工业发展的讲述，以及何常在的《浩荡》与阿耐的《大江东去》，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变革蕴含的巨大社会知识变化，都有着令人敬佩的书写。中国穿越类型小说，表现出时间上跨越原始社会到未来社会，空间上跨越五大洲七大洋的“新天下视野”。衣山尽的《大学士》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的逼真描摹，实心熊的《征服天国》对中世纪欧洲史的精彩呈现，令人叹为观止。就科幻小说而言，咬狗的《全球进化》的“盖亚意识”、“逆进化”等生物与天文学知识虚构，都很好地将科幻与故事、人物融合在一起。天瑞说符的《死在火星上》，甚至在附录有数百篇天文、生物、科技方面专著与论文的名单，这都显示了“新知识”对小说理念的巨大冲击。
这种“知识对文学的冲击”，还反映在作者知识背景的分化。网文作者大多出身金融、军事、医学、生物、制造业等理工科专业，纯粹出身文科的很少，即使是文科，也并非文学类，而大多是历史或社会学科。精英文学则大体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专业作家培养模式。50后、60后作家群，非文科专业向精英文学的流入，还是非常多的。比如，统计学出身的张洁，学电力的朱文，军事弹道学专业的作家黄梵，商品学和计算机专业的王小波，其他如张承志的民族学学者身份等。这些非文学背景，都丰富了纯文学书写的知识含量和思维方式。而70后、80后，甚至90后精英作家群，这种知识来源的多样性弱化了。即使非文科出身的纯文学作家身上，我们也看到，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知识的“强大束缚力”。很多年轻作家深陷现代主义、先锋文学传统，迷恋隐晦的哲思与语言实验，对外部世界知识变化不敏感，也缺乏“突破而出”的能力与勇气。这无疑值得我们反思。
不可否认，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形态，与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有关，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静态的代际体验与地域体验，包括历史体验有关。然而，这种源自战争伤痕的现代主义，静态生活背后的后现代消费奇观，与借助网络媒体与全球化进程进行高速工业化的“中国文化体”，还有着很多差别。中国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超级现代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都呼唤着精英文学的变革。特别在长篇小说领域，我们的审美趣味与知识构想，大多受到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已经经典化的长篇小说的制囿。知识容量的匮乏，导致经验的匮乏，也导致长篇小说特有的认识社会功能的衰退。这无疑是越来越严重的长篇小说危机的内在因素。当然，不少严肃作家也在尝试借鉴科幻、悬疑等类型，探索新的表现领域，也有不少成功经验，如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王十月的《如果末日无期》等新作，就借鉴科幻、末日等知识类型，且融入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但这些作品，目前总量尚少。
其次，网络文学“想象力”的爆发。这种想象力的发展，不仅表现在虚构人与自我的关系，探索人性深度的能力，也表现在虚构与想象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外在关系的能力。内在性的想象力发掘，精英文学特别是先锋文学创造了惊人的成绩，而在外部想象，特别是人与外在世界的冲突与和解，人与大世界的故事关系的能力上，则是非常不足。这也表现在精英文学的情节能力的退化。情节构造能力是小说基本功，也表现为作家对外在世界的想象性建构。中国有散文小说、诗化小说、哲理小说等诸多淡化情节的分支，而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维下，有意回避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与典型事件的现实主义创作律令，使得很多作家更热衷语言实验、隐喻性诗学营造。但是，在优秀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建构情节、精心构思细节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在卡佛、麦克尤恩、耶茨、安吉拉·卡特等擅长中短篇小说的现代主义作家笔下，也闪烁着令人过目不忘的情节和细节。卡夫卡的《变形记》在甲虫幻觉的“奇情”中见人性常态，科塔萨尔的《被侵占的房屋》中诡异的鬼魂入侵，萨拉马戈的《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的佩索阿与虚构人物的宿命纠缠，也都表现了“情节”这个古老叙事传统的强大潜力。进而言之，情节能力也反映作家体察社会、了解人性深度、想象世界的能力。虚假苍白的情节，平庸无力的情节，都是作家缺乏社会体验性、缺乏想象力的表征。
网络文学追求文本衍生的资本性，情节想象能力至为重要。很多优秀网文，不是简单追求情节刺激，而是吸取纯文学在叙事视角、叙事声音与叙事时空构造方面的某些经验，创造了极为丰富逼真又异彩纷呈的小说世界。天使奥斯卡的《宋时归》，发展现代历史小说情节模式，继承了晚清以来王少堂、陈士和等说书艺人，以“巨量情节”维持叙事时间的通俗小说传统。它有“无低谷”的全高潮式叙事模式，小说开场就是危机，且有着不断的危机冲突，以塑造典型人物与历史情境。作家还发展了一种“超级情节”，即以核心事件为焦点，结合多重叙事角度与全方位宏大场景描述，极富阅读代入感。小说只“汴梁惊变”事件，就写了20万字，却精彩纷呈，令人不肯罢手。梦入神机的《龙蛇演义》是新国术技击派代表作，情节构造能力也非常突出。它融合儒道释传统与人体科学，结合现代医学与技击技能研究，改变了“金古梁温”开创的文人新武侠传统。它的情节特点在于“奇中有奇”、“以奇写正”，写实狠辣，又包含对人体机能的合理想象，在对晚清武侠传统的复古中，结合现代性自我的理解，创造了令人难忘的情节。忘语的《凡人修仙传》、静官的《兽血沸腾》、鲁班尺的《青囊尸衣》等小说，也都有高超的情节建构。作为深层次探讨人性、思考社会与文化的纯文学创作，不能单纯恢复“以情节为中心”的状态，然而，网络文学情节构造能力的提升，也值得纯文学创作反思借鉴。对情节能力的再创造，可促使我们反思“近乎无事”，专注于荒诞俗常的现代文学传统，进而促进我们对“中国故事”的现代主体性的理解。
最后，对网络文学的“借鉴”，不等于否认纯文学存在价值和发展空间。纯文学创作与网文有着很明显区别。“雅俗对立”是现代社会文学意识形态功能与商品功能分离，必然导致的“结构性存在”。比之网络文学，纯文学更易经典化，其“美典”的符号权威价值，是网络文学难以企及的精神格局，也拥有权威的文学史学术阐释地位。精美的文字感觉，精妙的艺术构思，细腻生动的描述，与多层次立体化的审美意蕴与思想含量，使之跨越时空限制，加强人类认识社会、反映人生的能力，提供积极的精神滋养与境界提升，塑造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意识，也塑造良好的现代人格。相比而言，虽然很多通俗文学可做到雅俗共赏，甚至化俗为雅，但在现代社会文化格局中，由俗入雅，由通俗入经典的过程，还非常困难。
其实，很多网文创作也借鉴了纯文学因素。有关网络文学的调查中，笔者曾问及“哪些纯文学作品对网文创作影响最深”这个题目。很多网文作者选择的都是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几部经典小说，除了深刻的思想性之外，其艺术特征上都有一种比较“利于沟通共鸣”的书写模态。比如，余华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放弃先锋文学叙事空缺与延宕、叙事时序变化等“叙事迷宫”手法，而专注于对“叙事频率”的改造。其“重复”的叙事手法，比如《活着》的多次死亡，《许三观卖血记》重复性卖血情节，及叙事声音的“反复”，符合中国人“重复性叙事”审美心理，如“三顾茅庐” “三打白骨精”等。路遥的小说，最动人之处在于“底层个人奋斗”叙事模式。它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感伤与悲剧的挫折感，又对现实形成有效心理刺激和反思性。这种“底层奋斗”的故事，也出现在当下纯文学创作中，但鲜有路遥式真诚的道德态度与“确认现代自我”的伦理勇气，反而过分夸大小人物的庸常猥琐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作用。网文之中，“底层个人奋斗”故事常被赋予“个体神话”象征，被转化为“废柴逆袭”心理定式，如“赘婿文”亚类型。同时，它也为“网络现实主义”提供了内在心理机制，比如《大江东去》《浩荡》等小说，都有这种“小人物奋斗”的故事。这也符合阶层分化情况下，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特殊心理。
任何艺术门类要不断创新，都须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胸怀。纵向关系而言，纯文学要积极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通俗小说传统；当下借鉴意义而言，纯文学应关注网络小说在新媒介语境下的变化。无论其书写形式，还是表现内容，网络文学的变化都可被吸纳融入纯文学发展的反思。比如，网络文学的科幻题材对未来的科学想象能力；网络文学对中国说书人传统的发展，可用来反思纯文学“可读性问题”；网络文学丰富的类型模式，也可以提高小说“沟通性”。从晚清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到五四小说，直到新时期小说，无论思潮流派还是艺术手法与创作思维，纯文学创作对西方的学习借鉴，一直是“重中之重”。不可否认，西方文艺思想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养料，可进入新世纪，在中国不断探索现代性道路、不断展现出成功经验的今天，仅从西方艺术出发是远远不够的。“精英意识”也导致很多纯文学作家过度追求场域意义“稀缺性”，不断索求文字难度、文体难度、叙事难度。有的作家，以几百万字“大河小说篇幅”书写故乡精神史，却流于混乱意识狂想与破碎拼贴的景观，甚至完全无法形成有效隐喻性。另一种“逆向的先锋”，则倾向于以叙事空缺、意义空白，抽空现实所指，将之变成“伪装现实主义”先锋写作。这些“拟现实”“拟隐喻”新先锋写作，会加深纯文学与大众的“阅读隔离”，导致读者大量流失，也会造成自身的封闭与萎缩。
当然，网文还在发展过程中，很多特征与规律有待于学者进行深度研究，也有待于纯文学作家进行有效辨析。“网络文学”也存在诸多问题，值得警惕与反思。比如，网络文学文本，强化小说情节能力，也造成“升级打怪”循环叙事的“审美弱化”，及小说语言的粗糙混乱。网络文学对现实因素的忽略，对游戏性的过度追求，也导致文本缺乏深层审美与思想意蕴，缺乏反复阅读的“经典意义”。网络文学必须借鉴纯文学经典化质素，走向自身的经典化。由此，范伯群教授所言“一体两翼”良性中国现代文学格局，才有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