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家公司上班，但我并不认识他。这几天他的名字被人反复提及，认识他的人沉重地叹息：那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说没就没了？
       从别人嘴里我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细节，关于他的死亡。
       谁能想到呢？一个那么年轻的生命，死亡来得那么突然。他是一个小站的员工，大学毕业后招聘到我们这个公司。小站很偏远，离县城要一个多小时的路。那天，他和同事在站控室值夜班，夜深了，两个小伙子都有些瞌睡，那个说我给咱们泡茶喝。他说，浓一些，不敢睡过去了。
       陕北的夏夜，入夜犹凉。过了一会儿，他感觉有些凉，不由地缩一缩身子，一抬头却发现窗户开着，就站起来，走过去关窗户，回身的一瞬间，倒在地上。同事以为他滑倒了，忙忙跑过去扶。却怎么也拽不起来。
       没有任何先兆，之前他俩还说说笑笑的，就那么一刹那。他的同事反复向领导或者其他人复述这些细节，大家在这些细节里仔细咂摸，企图找出蛛丝马迹，哪怕一点点。
       但是，没有。
       一个健康而年轻的生命，怎么说没就没了？医生也叹气摇头。大家只能猜测，而这种无根由的猜测又让事件陷入一片混沌。在众人琐细的谈论中，他却渐渐鲜活起来。
       他前年刚刚参加工作，不同的是，很多同龄人从大学的象牙塔里走出来以后，进入那些山沟里的小站，大多流露出深深的失望。我们这个企业很多场站都在山沟沟里，远离繁华的城市。但他很喜欢这份工作，常常在电话里和远在湖北某县的母亲述说对工作的热爱。“妈妈，我可喜欢我的工作了。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好。这里的饭也好吃，我都吃胖了呢。”他的母亲缓慢地对我们转述他的话。年近半百的她，几乎一夜花白了头发，语气却很平静。在场的人眼睛里泪花在转，她却没有一滴泪。
       喜欢自己的工作是不假。小站的站长说：他干工作从来都是非常认真的，说个实话，现在这帮年轻人里可真不多见。好几次，我发现下班了大家都走了，他还在那里干活。
       小站实行倒班制，干十天休十天，休假的日子里，他要赶回湖北，在某大学攻读研究生。母亲说，孩子每月挣的钱除了寄回来一部分给我们，其他大概都花在学业上了。小站的人也说，这个年轻人不一样，下了班不打游戏，不喝酒下馆子，总是埋头在书里面。
       他还给父母说，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好，饭也好吃。是真的吗？一年前，他曾患肺结核，出院时病灶已经钙化，医生说已经过了传染期，可以上班了。可是，等待他的是众人的白眼和敌视。在饭厅的桌子上，同事们一看见他，立即变了脸色，端起碗就走，一张偌大的桌子，顷刻光光，只剩下他尴尬地独自用餐。他小心地将自己的碗筷与大家隔开，但是，只要一转身，别人立刻就会把碗筷扔进垃圾筐哗啦一声，刺破耳膜。
       有人给向上反映，坚决不允许他上班，理由是害怕传染。站长专门召开会议，反复强调，这个病已经过了传染期，大家用不着惶恐，但是无济于事，一种敌对的情绪似乎在暗暗增长，无形中影响着大家。在嘁嘁喳喳的议论声中，他选择了调离，离开了原来的小站。这个名字叫做白鹤坪的小站是他的新家，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将作为一个正常人回到人群。
       死亡，让他从众人中显现出来，有如一滴水从海洋离析出来。人们忽然发现，身边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同事，大家纷纷想起他的好，就连那些厌弃他的人也禁不住悔恨，想起他那隐忍的眼神，歉疚的表情，勤快的身影，念起他那么多的好。但是，一切都晚了。
       我每天上下班都走过一条青砖小街，看见总有些鲜绿的叶子凋零于地，像画在地上的弯眉。过往的许多脚踩在上面，一些泥泞和污渍便沾在细长的叶片上，几经反复踩踏，鲜活多汁的叶子就零落成泥。那个二十多岁的生命就像这凋落的叶子，让人无比怜惜。我不知道该怎么纪念那个不曾谋面的年轻同事，所以写下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