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参与办理的案子里，有一件情节无奇的嫖娼案，引起的思考至今仍在继续。说嫖娼案拿现在的标准来看也不为过，因为男的开出租车拉着女方在野地里交媾，被治安巡逻队拿个正着，审问时得知，他们偶然认识，不是第一次办这档子事，双方有金钱交易。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严打力度大有闻警变色的味道，不仅公安抓赌抓嫖缉盗速决，连内保治安联防也颇具威慑作用，竟至于谁搞到一件公安绿当便服套在身上，走在大街上也有种神气。改革开放初期，从饥饿中一路走来的男女老少，怀揣的梦无非是吃饱肚子，之后，衣兜里有了几个铜子，到大剧院看场电影。等布囊不再羞涩，便心打鼓噪，巴望郁金香应门开放。
      那个开出租车的刘姓男子，属于第一波跑的士客运者，一般在火车站等客，遇到外流女顺势揩油的事儿干过几次。拿他的话说，挣几个辛苦钱先慰劳慰劳自己。这小子年不过三十，有妻室儿女，家在市郊，典型闷骚男。女方正值芳龄，丈夫因打架伤人正在服刑，膝下有一个男孩尚在学步期。男子当晚给女子30元钱，作为两性交易筹码，案卷里写得明明白白。
     陪审的是位内勤女同志，当她让女嫌疑人在询问笔录上摁指印时，那女子把“你以上说的是事实？”中“事实”二字误听成“四十”，立马辩白道：“不是四十是三十！”在场的治安人员，被她急切洗白的口吻和表情搞得忍不住笑。
     年前一天，我在河堤上碰到已退休的老科长，其中一个话题便是那个出租车司机。老领导一直认为，那个丈夫蹲监狱的女子为钱而出卖色相。又说，她并不缺钱，有比较体面的工作......
     其实这枚小暗花，也只能充作噱头。龌龊事儿破土前，并无单一的思维定向，及至事件发生，掺杂其中的元素也未必都是魔鬼的箪食壶浆，是与非交错突兀，迷离不可捉摸。一切猜想和推断犹如梳头的篦子，漏掉了的也许是要剔除的白发，荒谬有时跟真理一样在捉迷藏，而人往往陷入质疑的误区，最终发现一切努力其实很无聊。
     张学良晚年，记者采访他时问《西安事变》电影与电视剧《西安事变》，哪个更接近历史真相，张学良回答说，都是演戏而已。西安事变是国共合作，共御外侮的大风歌，这就够了。有争议人物的光泽，很多时候黯然在“认同”的阴影下，但遮阴的树冠会凋零叶儿，透进枝丫间的光便是亮色。
      陕西出土的唐代才女上官婉儿千字墓碑，隐约道出她并非被唐玄宗李隆基处死，或殁于自然，或玉碎于变故巧合。斯女追随太平公主多年，同在一个火灶上吃饭，也应是李隆基发动政变上台的支持者，不存在投奔韦皇后一党作乱朝纲嫌疑，从她墓葬规格堪比皇妃一事可以得到启示。往日给她的定调有待更正补遗，随着考古工作者的发掘，上官婉儿的形象翻盘也未可知。
     当下有一种质疑鲁迅先生的声音，一浪平又一浪起，说吃饱撑的太低估了这波人了，定义其为嫉妒心作祟，也只是个人品行问题。大凡鲁迅先生勘破了百变世态，悟出平等于国于家乃葆鲜久计，最懂国情。扳到鲁迅，也才有可能颠覆新文化运动的楼阁，汉奸文化得以落脚扎根，推崇著名汉奸文人张资平和周作人的声音难道不是一道暗流？
     新中国之始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将匪患悉数消灭，人民拆除鹿砦寨垣，开始安居乐业。于今一些剿匪剧中，编导一改戏路——匪徒多好汉，百姓送军鞋。快感过后不免让人心生疑惑，这种有悖历史存真的演绎，仅仅在于放大人性本善的“因子”吗﹖刻意拔高土匪的思想觉悟，不怕矮化反匪者的银幕形象﹖另辟戏径的归宿是失去传统文化的宝鼎。
     有资料显示，解放军在剿匪战役中伤亡人数，远大于解放战争后期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的损失。可见匪股之多，匪势之众，匪行之滑，匪心之不化，已到除恶不尽，韭菜疯长的地步。匪患如同啄害民生的秃鹫和侵蚀人民政权的潜流险滩，也只有人民政府和军队，才能彻底干净地肃清困扰国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匪祸，因此戏说匪事，涂抹匪疮疤痕，无异于哼曲止痒，实乃一种文化误导，其淆惑子孙后代认知性，不亚于土匪的造孽，倘若以文化匪徒冠之，亦不为过。如果还有人言之凿凿称许“草头王”，那我们只好说千万不要当真，演戏就是说假，美化土匪的剧情亵渎了历史，帮闲揩去血淋淋的匪事，开罪于自己的日子。
      大凡做学问人为了证明自己有学问，把沟里壕里的东西都扒出来做老酱，味道和颜色越浓烈越诱人食欲，于是，原本简单一事演绎成大部头典籍，煌煌夺目，缭乱了甄别的思路。
     江河冲刷淤阻，因其浩瀚；农渠流缓，因其道细，把水速快慢拿来反复论证品味，不如到农田里看蛙跳。鲁班的哲学就是一把尺子和墨斗，却丈量了天下的树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