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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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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东莞

作者:丁燕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8871      更新:2018-11-07

 

1

                            

     在一个潮湿、闷热、低云灼烧的日子,我拿到了东莞居住证。

  在新疆乌鲁木齐,我过的是靠稿费维生的自由写作生活;抵达东莞后,我的生活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所不同的,是我的外部环境。新环境让我每每陷入发窘、颓废、悲愤乃至深思中,好像我太孱弱,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浓烈情绪般,我总是那么敏感。我被投进一个速成器,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要将本地人用十几、二十年掌握的生活能力,悉数学会。
  适应东莞生活的第一步,是从以“公斤”计算的习惯,改变成“斤”。
  这种东西陡然少了一半,而价格还比原来贵的日常生活,对操持一日三餐的主妇来说,是痛苦的。核算出一根黄瓜价值四元时,我的心尖一抽一抽地疼。我从不轻易买肉。如果馋,就买秋刀鱼,放上豆瓣,将膻腥味遮住。我敏锐地发现,每晚九点后,超市的食物要打折,便总赶着那个点去抢购。
  在银行,我的新疆身份证引来制服女的尖叫:除了汉字,还有一种她从未见到过的文字赫然展现;在大街,我突然愣怔,招牌上明晃晃的“猪脚饭”,令我的眼仁生疼,像即刻就要流出眼泪(在新疆,某些词语是禁忌);在公交车,我听不懂妇女叽里呱啦地聊天。一个字都听不懂。我是从“出边落紧雨(外面正在下雨)”“有呣担遮啊(带伞了吗)”开始学习白话的。
  不惑之年,我让自己重新变成婴儿。
  我结束了在故乡的全部优势:我对周边环境的熟识,我在那里开创的一点点文学局面,我和亲友、同学、同事所建立的关系网,而将自己推到一个全新之地。曾经的高低贵贱暂且放下不表,我进入到另一个环境,要适应这里的生存规则。
  在东莞,拥挤在街道上的,不仅有出入酒店的长腿女,边走边吃盒饭的打工妹,推木板车卖桔子的黝黑老妇,还有提着菜兜的主妇,白衫黑裤的职场女,拽着孩子奔向校车的母亲……这里是珠三角最炙热的生存场,是中国制造业的前沿,人们在此地所遭遇到的生存境遇,格外严峻、尖锐。
  东莞没有中心:三十二个镇区,星星点点,编织成网。在每一个小镇,都能看到蜂巢状的街道、长茅草的田埂、灰扑扑的厂房、紧闭大门的仓库、低矮的瓦房、硕大的酒店,吊挂在树枝上的衣衫……各种事物争相浸润其中,令这里更像个大村庄。这里交叠着农业的废墟和工业时代的各种痕迹——美的地方不可思议;丑陋处,也清晰可辨。
  过去的三十年里,这里发生的转型势不可挡,接二连三,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的典型特征。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涌入这里,让自己投入到一场巨大的洪流中;其成果,在如今,已明显可见。日益增多的商贸机会,使东莞声名远扬,像一块磁石。街道和房屋涟漪般扩散,到处可见正在修建的高架桥、半截子楼房。
  财富如期增加,而往昔的穷人,渐渐显露出新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另一方面,便是新歧异、新认同的崛起。
  当我走进工人们租住的瓦房区,穿过摊贩混杂的集市,路过墙面满是裂缝,却有青草冒出绿焰的出租楼,总会被这些具有“舞台效果”的街景,震得双眼圆睁。
  我掏出笔记本,记录下这些细节。
  我希望把这个特定地点和特定时刻记录下来。
  是的——东莞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却不能拒斥和漠视它所呈现的全部细节。我无法将自己“孤立”出来。面对这个崭新的居住地,我既是旁观者,又身处其中,这种既亲切又疏离的观察角度,让我眼里的东莞,总是那样不同凡响——它既不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也不是沉溺于乡村酣眠的小城市,更不是有着明确中心区的中等城市,它的形态更复杂多样,生活更斑斓紧凑。它像一块毛茸茸的生活切片,正需要作家用细致的目光,去细细盯视。
  我从不想俯瞰东莞,宏大叙事,而只想以个人视角,平视这个城市。
  我写下我所看到吃、住、行,以及一些人生存的真实场景;我希望袒露我的观察后,能有一些事实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对另一些谎言及误解,有所甄别;我希望我的写作是一次审美和艺术的活动,而不是直接的呐喊或时事评论。
  这样的要求在操作时,简直是自设藩篱。首先,我要写的是亲历;其次,又不能仅限于一种平铺直叙的表达。我的态度要相对客观,文笔要更严谨;同时,在我说出我所知道的真相时,又不能违背我的艺术本能。

 

2

 

  看到莞樟路上下班的女工,穿梭在箱式货车间时,我被震慑得不能动弹。
  现实中国的巨变,远非书本、影视所描绘的那样。真相是: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变革时期,个体的社会地位已发生改变,打工族业已形成特殊的群体形态,这个新型系谱学的建立,已创造出一个新的话语空间,预示着一种社会抗争新蜕体的出现,以及一场自下而上的沉默的社会革命的到来。
  无视这个群体的出现,将完全不能理解当下之中国。
  我决定去工厂打工。这是我成为东莞人,所必须要补的课。
  在新疆,我常见到这样的游客:斜倚在一匹白马旁,旁边是松树环绕的湖泊,让别人咔嚓一张照片,以为他便从此带走了那里的一切;在东莞,当我从餐厅、剧场和酒店走出时,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愚蠢的游客。那些大理石的地板、水晶灯、轻音乐,它们太干净、太优雅,毫无泥腥味,让我觉得我根本不在东莞,我始终在它的外围打转转,而没有摆脱程式化的膈膜。
  我要到工厂去……!
  我知道,比任何想象、阅读、泛泛之谈都更强有力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肉身作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挽救自己。有时,把身体交出去,把眼睛、手指和心脏交出去,让它们的触角带回陌生,让记忆以更慢的速度被遗忘,也许,是最古老、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有礼貌、诚实、技术熟练……”在这样的招工标准下,女工显然比男工更具优势。
  资料显示: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女性比例约占百分之八十;而在东南沿海某些轻工业企业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的女性。
  这个数字的含义是骇人的:它意味着女性群体将挑战现存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更试图重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还会改变传统的父权制家庭制度,重塑男女性别关系。
  当我试图去打工时才发现,我几乎已丧失了这种机会。
  穿行过“大量招收普工”的红色横幅,我在警卫室就被挡住:只招收十八至三十五岁的女工。
  我返身往回走。穿过这些贴满小广告的巷子,看到路口有个卖甘蔗的老人正在削皮。他指着一堆甘蔗说:“中间的这段最甜,两块,两头的一块。”
  我的心尖一抖。
  女孩子们的全部青春折合起来,就值两块钱吗?
  我终于找到家电子厂:它没有最高年限,也没有学历要求。
  进入车间后,我发现生活如此辉煌:它庞大,丰富,令人敬畏;我同时发现,人们对女工的了解,少之又少。如果我没有动手干那些活,我会把车间想成和办公室差不多的地方,但从车间走出后,我知道,街景下的东莞,是被简约化的东莞,真实的东莞,始终裹藏在车间里,隐而未现。
  开始工作前,我买了几个巴掌大的小本,即便在封面上别只笔,还可轻松地装在裤兜里。通常,我是躲在女厕所里开始潦草记录的。我害怕时间一长,那些劈面相逢的场景、故事和人物,就会变得和原来不一样。这种收集素材的方式,于我是第一次;而我的观察,也因这种争分夺秒,变得深入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所谓厂房,是些长、宽、高都猛然阔大的区域,而这家电子厂,却是幢普通楼房,就摆在村子边。这里的行人很古怪:没有孕妇,没有骑自行车的人,没有背书包的人,没有老年人,只有整齐划一的工人。四方楼房,一幢挨着一幢,像不断重复的相同音符。这里的节奏,看起来,和日出而作的田间并无差别,但是,时间在这里被凝固下来,人们劳作的姿态,似乎令他们更紧缚于这个钢与铁的世界。
  进入楼房内部,走廊昏暗,前台昏暗,会议室昏暗,库房昏暗……这种暗,却和乡村不同。在野外,落日只占浩大天空很小的一部分,光线慢慢收拢,直至每一条丝线都缩进月亮的匣子;而现在,昏暗的景象发生在清晨,这种暗是人为的,沉闷的,黏稠的。那些长条桌、靠背椅、塑胶箱、刷子、电子板……皆释放出一股辛辣、发霉、潮热的混合味,像存放了很多棉衣的柜子,在春天被第一次打开。这种味道进入鼻孔后,像是永久地定居在那里。之后很久,我的鼻孔周围,总有被焦糊味蒙住。
  车间拐角的窄桌上,突兀地亮起盏日光灯,让墙上A4纸上的三个字母——0QC(out quality  control :出厂质量控制)——粗大黝黑。桌上是插着纸张的文件盒,成堆的电子板上,粘黏着黑色、蓝色、红色的导线。木凳上的女孩,正在翻检着电子元件,拿起,塞入,按键,整套动作匀速快捷。前台的弧形桌,因灯光太暗而变成道黑线。文员是个长发妹,侧面阴沉,和靠背椅融为一起,像要陷落进暗夜的深谷。
  我完全不能相信,这就是电子厂的早晨……而这里,更像卡夫卡的洞穴。
  我目睹到她们——那些拥挤在拉线旁的女工,海浪般暗哑、幽深、庞大,脸色灰黄,油垢满面,穿着不成样子的工装,有人把袖子卷了起来,露出手臂,有人把领口敞开,有人踢踏着塑料拖鞋。自进厂那刻起,她们便失去了名字,而成为工牌上的那串数字。为打发机械劳作,她们总是低声聊天,满嘴俚语,互相调笑。
  电子厂是个阴性帝国,轻柔、耐心、反复是这里经久不衰的主题,而男人们引以为傲的毅力、体能和创造性,则被理解为粗心、不良品、被开单。电子厂永远都欢迎女工而排斥男工。男工是捣蛋、胡闹、不安分的代名词。
  那些电子板,小巧、脆弱、精致,像蚕宝宝,稍微大力些,便会粉碎。
  女工的手指被灯光单独截取下来,以同一频率,同一速度、同一姿态舞蹈。那些手指惨不忍睹,粗糙不已,像树棍,又像耙子,但因不断运动,又持有罕见的灵活性。
  我干的第一个活是贴pass纸。
  pass:前进、通过、超过。
  国际化的巨变就发生在我的周围,而它所能分配给我的份额,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粘在黄色油光纸上,星群般的小长条。先翘起纸的一角,顺势轻拽,再捏在指尖,对准电子板上CC7和CC8间的位置,贴下去。
  那是两座微缩小山,其凹陷地带格外逼仄,纸片贴下去,既不能歪斜,也不能将底部丝印盖住,要恰好在中间,如演员置身最亮的灯光下。我俯身,瞪眼,以缓慢而决绝的勇气,贴上去!顿时,电子板活了:不再是混搭着二十多个元件的材料,而沾染上了人的气息。
  我逐渐习惯,能通过目测,找到合适的位置,将手指的节奏和呼吸合并。
  一次贴纸=一次呼吸。
  新鲜的手指=有耐心=不厌烦=准确。
  我用眼看,用手贴;而我周围的那些女孩,已贴了一万次乘一万次。
  最初,手指碰到板子边角时,会感觉锐痛;当痛不断叠加后,皮肤下的血肉便会变得黯淡。像葡萄,一旦碰破皮,便会喷出汁血。干久了,指节僵硬粗糙,指甲盖破损残缺。
  pass,pass,pass……一秒秒的时间,像火车车厢,有形状,有重量,必须用手指搬运。当装满八十个板子的纸箱被拖车运走,摆在我们面前的板子,却一个都不会少。每天都有新板子运来。我们的手指舞,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晚上四小时。
  第二个活,是装袋:将蓬松的气泡袋,装入闪着铅色水波纹的防静电袋中,组成襁褓,将电子板包裹。气泡袋很快装完,我起身朝墙角走去,幸福感突然涌现:折叠太久的身体,猛然被抽长、打开、舒展,快感令我几乎不愿迈步,只慢慢蠕动。
     啊,锈死的细胞在复活,韵律重启,河流汩汩向前……
     然而,这只是个梦。墙角很快到了。抱起两叠袋子,堆在胸前,转身朝那凳子走去。现在,我才知道,我有多讨厌它。窄小的圆形凳棉,凳腿很高,中间架着横杆,黄色的油漆斑驳。当我坐下,那凳子马上变成一个刑具,而我的膝盖、肩膀和颈项,像猛然拉下道闸门,咔嚓,上锁,整个身体僵硬不动,只有手指在飞舞。
  打黄胶的活并不难:为了将电子板上的元件固定住,用一个装满胶的小壶,朝元件根部挤出团粘稠液体。这个活,只需要掌握挤压的力度便可。接下来的活计相对轻松:检查电风扇按键,将损坏处贴上红色的不良标识。而安装液晶显示屏,则需要技术——
  要将左右各八条引脚,斜侧着插入电子板上的洞孔,而再将另外八个插入另一旁。
  当我插好一、二、三只脚,要插第四只时,前面三只又都弹跳出来。插了七八分钟,还是未能将脚归位,只好放弃,将板子递给拉长。她将歪曲的引脚在桌边捋直,不到一分钟,轻巧地将十六只脚全部安插到位。
  第二块板子,我插入了左侧八只脚后,无法插入右侧,只能再次将板子递给拉长。
  直到第八块板子,我才彻底能独立操作。
  在拉线上,每个人都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工位,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工人们仅仅被训练成某道程序的专家,而很少能掌握整个工艺流程图。一个人,只要足够的细心和遵守纪律,那么他所需要的,便是机械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每个身体都被训练成没有思想的身体。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但却非不可或缺。
  尽管每一项工作都尽可能地被精细分解,但仍然无法使每一道工序都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于是,有些人被迫比其他的人工作得更快一些,而另一些人,被迫要去干更复杂或更苦难的工作。当堆积如山的工作一旦完成,人的身体会感觉到分外得自由。这既荒谬又完美,是纪律和自由的另一种辩证关系。
  在电子厂,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时间是有硬度的。时间不是空气,不是流水,而是一堵用钢筋和水泥堆砌而成的墙,它就伫立在我的对立面,它的阴影潮湿冰冷,就抵在我的鼻尖下。拉线是一只电子虎,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它催促着女工尽可能迅速地干活。劳作着,劳作着,脑袋里却空空荡荡。
  我身旁的女孩说:“我真希望拉线停下来,我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
  我看不清她的眉毛和嘴巴,只觉得她像个泥塑。我确信,我在她眼里,同样是泥塑。
  完全没有预兆,有人小声说:下班了。
  我面前还有几个板子没插上引脚,想着干完再走,可我身旁的那个女孩,却像遭遇触电,用手将板子朝前一推,即刻离开凳子,转瞬间,人已闪出房门。紧接着,啪啪两声,车间顶部的日光灯被关闭,整个车间瞬间改变了基调和颜色,噗通一声,像跌入河谷深处。
  所有的人在瞬间消失殆尽,如夏夜星空中的闪电!
  我惊诧无比,站起身,走了几步,又回头:刚才还滴滴作响的机器,轰隆隆转动的履带,现在,变得僵硬、暗哑。这里的一切即将被埋藏起来,像坟墓要合拢。
  我的年龄大那些女孩一倍,可我的“受损程度”,却远不及她们。表面上,她们在安静地工作,不说话,可浑身都蕴藏着疯狂气息,像不断膨胀的气球,鼓胀到了最后一秒,即将狰狞爆炸。离下班时间越近,她们的心跳得越疯狂。
  她们太累了。
  只有累到骨髓的人,才会以如此迅疾的速度,让自己解脱。
  这种累,如一座大厦,长年累月风吹雨淋,到处都是洞穴,只需手指轻轻一点,便轰然坍塌。

 

3

 

  走下楼梯,置身阳光,双眼即刻灼痛,泌出液体。
  楼下拐角,黑笔草书:乱丢垃圾,罚款50—100元。
  可垃圾就在那里,就在从厂房通往快餐店的灰白路面上:餐巾纸、塑料袋、快餐盒、筷子、报纸、串鸡翅烤肠的木棍、香蕉皮、可乐瓶……当它们凑在一起,并不丑陋,反而有种鲜明的统一性,散发着不可捉摸的活力。
  一条废水河,横在工厂和街道间,穿过桥面时,墨汁河面如固体,其上,浮游着一堆堆银白饭盒,像沉重的黑色浴袍上,粘着银色纽扣。在这里,黑与白,浑然一体。
  走过蒸菜馆(门前停着辆炊车,底部带轮,九十度直角状,横竖各并列两口大锅)、潮州砂锅粥、汤粉王、家猪简骨、祥锦五金交电商行(货架以纸箱分割,箱外标着黑字:6分通、6分弯头)、如家旅寓(豪华商务房108元,豪华双人房88元,情侣包房58元)、便利店、专业手机维修、网吧、电线杆(贴着小广告:高价收购电子元件,高价收购废品,收锡,收铜锡,收锡镍),到达顺风快餐店。
  我点了西红柿炒蛋、炒茄子。菜装在快餐盒的两个凹陷处。等到打米饭是,小贩示意,让我摊开饭盒,然后不由分说,将勺中米饭扣过来!
  顷刻间,饭盒不再是个有盖有底的封闭体,而是,两个连在一起的白盘子。
  我捧着饭盒,像捧着初生婴儿。这种突破事物使用边界的创意,让这个物体,散发着暧昧之味。举起筷子,却怎么都张不开嘴。别扭极了!像反穿了上衣;或敞开裤链——蔬菜慌乱,米粒松散,尊严尽失,满目荒唐。
  而在我周围,那些女孩们,凝神屏息,专注咀嚼,无人在意。
  在电子厂,一切皆被简化:青春、娱乐、餐具、生活……那些精致而无声的美,在这里,被缩小、被淡化、被粉碎;与之相连的想象力,也在磨损中失去血色。当整个世界被浓缩成这个多用饭盒时,其实,是撕开了一道裂痕,让我在瞬间,看到了这里所有的人,这么多年,真实的生存状态。
  看起来,人是在吃饭,实际,是在展示饥饿。
  那从食物里泄露出的饥饿感,过分得已忍无可忍,可她们必须得忍,让自己失去知觉,不知是谁,在何地,吃着怎样的午餐。
      我侧面的女孩,瘦、黑、小,束马尾,看似成年,但其实,一举一动都泄露着少女味。她的肩胛骨微微挺起,脊背有道华美曲线,紧绷而窄小的臀部,混合着青涩稚气。在她面前,米饭还剩一团,菜几乎全部吃完,吐出的排骨,整齐地归纳成堆。她离桌子前,将米饭拨进凹陷底部,翻过盖子,扣住,恢复了饭盒的闭合状态,又将筷子齐齐地搭在盒盖上,让一切显得协调、规整。
     她还延续着过去生活的某种状态,让习惯驱使着,下意识,这么做。
      而我对面的女孩,几乎是同一个女孩——同样瘦、黑、小,同样束马尾,有着瘦削的肩和紧凑的臀,吃饭时,动作又快又实际,像在干其它的任何活,匍匐着,将脸全部埋进去,而胳膊却如着魔般,以同一节奏律动。这动作的果断,减弱了她的少女气息,更多了些熟女气韵。偶尔,她抬起头,一张窄小的脸,眉眼分明,但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更显大。
      她的饭盒里,里脊拖着红色粘液,形迹可疑,月牙状的西红柿边角发青,洋葱像白布条,褪去肉的骨头,像根根烧焦的木炭……突然,她的胳膊停止拨动,像是听到一声哨令,她倏地起身,对着大门,直挺挺踏步而去。她将整个现场遗弃在桌上:米粒、里脊、西红柿、洋葱、一头翘起一头耷拉的筷子…
      我被这迅疾的绝决怔住,像看到草丛中两个裸体之人交媾,荒凉与惊骇席卷全身。
      这女孩,不过十八九,瘦小而灵敏的身躯,还残存着少女的形,可她,已懒得将食物嚼碎,将饭盒盖上,将筷子归拢……她视周遭的一切为沙砾,她以沙砾之唇咀嚼沙砾之食,收获的,只有沙砾之味。她对沙砾,谈不上喜欢,也无所谓厌恶,只是习惯性地,将从拉线上取下的手臂,以匀速频率,再次进行填塞运动,之后,不知滋味地离去。
  当我举起筷子时,这个敞开的、车库般的快餐厅里,人群突然消失了一大半,像荒原上下了场暴雨,地皮刚湿,云便走远。没有比这充斥着食物残骸的现场更悲伤的地方了;甚至,这里更甚于忙碌的车间。人在工作时,创造以剧痛的方式延续,而当人在进食时,文明和优雅,以无比清晰的方式沦丧,陷入冰层。
  我费劲地将米饭塞入口中,让它们穿过漫长、暗哑的喉管,进入胃部。这种没有油水,像猪饲料般的粗糙饭食,吃两口就唇焦舌燥。本来就渴,现在变得更难受。碗里的汤,两口就喝完。没有茶。店里卖一种瓶装可乐,没有商标,一块一瓶。男孩们插了吸管后,喝得砸吧砸吧响。我抵挡不住诱惑,也要了一瓶,啜饮了一口,即刻知道是在地下加工厂制作的,但是,依旧有可乐味。
  吃饱了,没活干,没有监视的眼神笼罩,且能晒到太阳……我一步步朝工业园的电子厂走去时,感觉身体像一根颤动的琴弦,既刚劲,又柔和。在拉线旁坐久了,我早已丧失了自我;而此刻,我又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就生出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
  路过库房后,我返回车间。还未到上班时间,拉线是停止运作的。
  一个女工,趴在操作台上睡觉,短裤,T恤衫,脑袋旁放着个粉红手机,头顶的吊扇并不旋转,而让她的额头汗津津的。这个空间里充满了阳光的重量,闷热无比,和那少女鲜嫩的肉体并存的,是四周堆放着的塑胶壳、LED灯、液晶显示屏、测试架、控制板、电子元器件、烙铁、洗板水、焊锡丝、防水胶、防静电包装袋、包装箱……
  那女孩阖着眼皮,瘦骨脸上浮现出安详,正飘然入梦。
  她的身体里有种芳香,虽已被湮没,可依旧流泻出一缕。这个空间里的全部物件,本已粗俗之极,但因着这柔软女孩的体香,又变得有了暖意。
  那晚从电子厂回到镇中心,我惊讶地发现,夜色下的小镇根本不沉寂,反而愈发喧嚣。
  每一幢华彩的玻璃楼,都涂抹着红、黄、蓝、紫的鬼魅之色;每一幢玻璃楼的光与影,都掩藏着南方的暧昧和私密。那些白天裸露而出的残败之相,皆被夜幕所遮盖,各种茶餐厅、咖啡馆、酒吧,皆亮了起来。
  我陡然生出幻觉,好像那正在酣睡的女工,从指间滴落下的鲜血,汩汩流淌而来,正滋润着这些璀璨灯光。
  这些来自乡村的简朴女孩,充满着渴望,天性不好也不坏,被吸入东南沿海的厂房后,很快就发现,这里并不需要古老的礼仪、戒律和恪守,不需要良好的素养,除了钱,这里似乎什么都不需要。她们漂浮在这个城市的河流中,不能自拔。

 

4

 

  关于工厂内部的生活,拿着照相机或扛着摄像机,是无法看到真相的。
  当我穿上工衣,被主管派了活计,开始工作时,整个车间的景象,才像雾气消散后的树丛,所有的隐秘皆暴露无遗:枯枝、败叶、新芽、鲜花,它们簇拥成团,活色生香。
  工厂的日子,是一连串的因果链条,没有什么人会对女孩子们夭折的青春负责,她们沉默着,倦怠而早熟,比实际年龄要老十岁或二十岁。在她们饱满的躯体内,蕴藏着最荒凉的记忆。当这些女孩无望地要求享有某种被延误的事物——平等、同情、理解和自由,无论什么——对这样一种要求仅仅加以承认,是无法取代那些逝去的青春的。那芬芳和甜美,水分和透明,皆无法挽救。
  从工厂回家后,我即刻进入写作。我写得很快,无论描述或评判,都随手拈来,毫不生涩。当我敲打键盘时,手指还胀疼,头发上还黏着机油,脖颈持续僵硬……我的整个身体,还延续着劳动的亢奋状态,以致,那些敲打下的字体,各个,都裹挟着焦糊味。
  我写下女工的自尊和柔韧,以及她们面对生活的坚硬,并惊诧地发现,知识分子在审判他人时既武断,又可笑。在工厂,女工同样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并且,她的快乐,为多数人所不知。
  正是这些众多的女性——少女或母亲——构筑起当代中国的最底层。她们潜伏着,无语着,持有最坚韧的力量。她们的生命,不仅仅由寒酸的服饰,寒酸的收入,寒酸的住所,寒酸的希望构成,如果不给予尊重,这些血肉之躯汇聚而成的海洋,会汹涌澎湃,湮没城市的每一个地方。
  离开工厂后我才反应过来,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而她们的离去,和一辆长啸的火车,在齿轮与铁轨摩擦出火花后,继续向前那样,势不可挡。每当我试图回忆起那些女孩时,就像回忆一部旧电影,一系列暗哑、焦黄、蒙尘的脸庞,恍惚浮动。
  当少女之核消失后,她们长大,她们衰落,她们走向一条肃穆的成人之路。
  我和她们相遇在排队等饭时,下班后涌入楼梯时,等着拿货时,在宿舍争吵时,冲进便利店购物时……然而,我却无法看清她们的全貌。
  当工厂的大门关闭后,这幅少女群像图将越发模糊,变成一张沉入河底的照片。  
 

5

 

  路过海景房,车厢内说话的语气发生了改变:豪宅、楼王……若要参观这样的海景房,要先交五万“诚意费”……他们说,这个豪宅区因现代、简约、高雅,一开盘就夺人眼球;这里业主的坐骑,拥有率最低的是奔驰,大多为捷豹、陆虎、宝马。

  我并非不喜欢现代、简约、高雅的住宅,可如果这些词汇已被寓言化,听起来便有股怪味。这些词一再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加大,变得陌生,让我不断怀疑,人何以要如此贬低、作践自己……
  那些瘦长楼房斜斜地插在海滩上,裸露而出的阳台,能让主人享受到海风、白云、日出。那不是阳台,而是检阅台,是俯瞰众生的固体云团,冷漠地高悬于半空,对楼下生发的一切,都浑然不觉。那阳台,张开怀抱,像演员定格在瞬间,专等照相机的咔嚓声。
  听说海村房价很低,我便兴冲冲赶去。
  村子位于商业区旁,公交车一路堵塞。对这个老区来说,所剩的空间已经很少了:到处是摩天大厦,楼挨楼,而炎热的天气,似乎将所有的人都驱赶到了大街上。街道上人满为患,车速明显低于别处,两旁是酒店、餐厅、银行……一条停泊车辆的黄线,将那边世界隔绝于公交车之外,那里的人,格外优雅、阔绰。一拐弯,熠熠生辉的玻璃大厦变成三四层的低矮灰楼,街道依旧拥堵,壅塞着便利店、水果摊。
  问询保安后得知,对面一拐便是。热浪夹杂着沙尘,滚动在街道上,窄巷变成更小的里弄,车辆稀少,到处是匆忙的双腿。
  终于看到两个大字:海村。
  这是片灰暗楼宇,近百幢混凝土建筑体饱受风吹雨打,发霉、污黑,密麻麻交织成片,一幅脏兮兮、病怏怏模样。和近旁玻璃大厦的鲜亮恰恰相反,这里是个颓落之所,像个巨大蜂巢,四五层,或七八层的灰楼,一幢和另一幢,都一模一样。从火柴盒大小的窗户里,探出各种颜色和款式的衣服,被夹子夹着,飘荡在半空。
  这片楼宇的问题根本不是混乱,相反,步入其间,我惊诧地发现它有其自身的道路、结构和顺序,但在它的顶部,笼罩着一股无法遮掩的颓败之气,那是自建成之后,因无力修缮,而透露出的衰亡之气。它像个巨兽,再也无力奔跑,被远远地抛在某处,于是,只能在那里等待粉碎、毁灭、坍塌。
  中介男约二十五岁,北方话,白衬衫,分头,态度严肃谦恭,坚决让我先填写一张表,写下电话号码,说要给上司交代,否则不能看房。我填了。但写错了号码中的一位数字(之后,他们会疯狗一样拨打电话……)。于是,他拎起那团钥匙,带着我,走向一栋灰楼。
  路边的楼房不断地重复着自身,四方块,四方块,一丛又一丛。迎面而来的,是穿汗衫的老年男子,手里拎着蒲扇;拍皮球的黧黑小孩,衣着脏污,但尖叫声充满活力;拎着菜兜的主妇们,碰到熟人,便展开闲聊……看上去,这里的人们依旧生活在原来的秩序里,所有的事物都还那么固定化、神圣化,所有的人都安之若素;然而,当更高的楼房挺立于近旁时,这里的内部,已发生了异变。
  中介男边走边劝我,不要租房,要买房,说这里马上就要拆迁,补偿费会很可观。我问他何时拆,他却变得支吾,含混地说,周围都发展了,不可能只剩这么一块……
  原来,那拆迁——是他个人的预测!
  这幢六层楼的入口通道很窄小,简直可以阻挡住一辆小汽车,进入后,大团浓烈的黑暗倾倒而下,将人全部罩住。这个建筑的结构非常低,感觉肩膀上就扛着楼板。楼内是条大通道,两侧是门对门的单间,像某些大厂的宿舍。楼梯上满是瓜子皮、糖果纸、黑泥、纸屑。摸索着上到三楼,在一间防盗门已坏的屋前停住,中介男取出钥匙,捅了许久,像小偷作案,又用身子一挤,才将门撞开。
  一股霉味扑鼻而来,呛住喉咙——我感觉眩晕、窒息,几乎要呕吐出来。
  我扶住墙壁,定神细看:其实,这只是一间房,中间靠墙是张双人床,对面柜子上有台电视,大衣柜是原木色的,一推,吱嘎响,小阳台旁毗邻着厨房和卫生间,面积袖珍得只能让一人缓慢转身(若转得快,鼻尖会撞到墙壁)。
  屋里很憋闷,我在阳台上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试着再次认真观察这间屋:卫生间有喷头,厨房里有垃圾桶,双人床旁有个木凳……这个空间实在狭小,什么小东西到了这里,都被变形,放大,赫然展现。这房子30平米,卖35万。
  另一间40平米的屋子,卖45万,其内部光线略微明亮些,也是一间屋,被隔档分开,外部为客厅,内部是卧室,同样是双人床、柜子、电视;左侧为厨房,右侧为卫生间。这屋子的各处都要宽松些,让人的压迫感减少了许多,但却依旧令我皱眉:在这样的屋子里居住,人的需求全都遭遇萎缩,生活简化成倒头就睡,就吃,就上厕所。惟一的娱乐,是看电视。但中介男说,这样的屋子如果出租,很抢手。
  这个膨胀的城市需要帮手,需要劳力,那些来自乡下,来自偏远省份的人,不会嫌弃它的狭小、低矮、幽暗,而更中意于它毗邻商业区的位置。
  带电梯的房子64平米,房价87万。敲门后进入,房主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子,黑色连衣裙,饰有蝴蝶结,一张黄脸赤裸。客厅的沙发上堆着杂物,圆桌上是货单、订书机、复写纸;小卧室的单人床摊着被褥;阳台仅有半米,从铁栅栏里撑出去了几件衣服;大卧室被改造成仓库,搭起一层层隔档,塞满花花绿绿的童鞋盒子。大阳台被改造成厨房,各种调料罐就放在窗户下,沾满油污;卫生间出乎意料得小,架在墙上的淋浴器,就垂直挂在马桶上方;站在客厅里,各种嘈杂之声从楼下翻腾而上,直逼耳膜。
  这屋子和这女子一点也不配。这里没有流苏花边、毛绒玩具、鲜花或字画,这里一点都不洁净,甚至连她的床铺,也是混乱肮脏的……她将这屋子改造成办公室、仓库、展示厅的综合体,而她,只需一个倒头就睡的地方。
  和中介男挥手告别后,我朝车站走去。阳光下,汽车尾气像一团团燃烧的雾气。拐弯处,闪光的摩天大厦已近在咫尺,我驻足,回头,那片我刚刚走出的城中村,像个巨大的垃圾堆……而它,很快就要被拆迁?
  站台上,一男子穿着中裤、T恤、拖鞋,脚下是个透明大塑料袋,可见乳白色枕头,绿格被套;旁边的男子,浅蓝色短袖衫,黑裤,皮鞋,肩上斜挎电脑包,正抖动着右腿,眉头紧锁地吸烟,一脸阴郁;后面是两个女人,一胖一瘦。瘦女人斜挎亮光皮包,怀里抱着个巨大的黄狗熊,可她,显然已超过二十岁;胖女人穿黑丝袜,黑裙,一脸痴憨,脚下是个拉杆箱。
  我站在他们身旁,和他们一起,构成这个城市的内里:动荡、迁徙、怪异的温馨。
  在我身旁的墨绿色垃圾桶上,贴着张广告:富商/富豪寻特陪。
  广告上有两张照片。上图为一男一女的并排照,女人面容模糊,看不出年龄,但举着手指做V状,下面用文字注明:女富婆与男公关;下图为四个女子的合影,写着:私人助理/伴游。更下部的文字为:现场直聘、免押金、包养、情感陪护、高级厅房服务员、接待司机、公关、男/女18岁-48岁、联系人华姐、电话XX。
  垃圾桶的侧旁,是个装满甘蔗皮的竹筐,再旁边,是个手推车,车厢内摆着一溜整齐的甘蔗,两口大锅的底下,炉火正旺,煮着花生米和玉米,冒着汩汩香气,即刻将整个氛围引入乡野田间。
  那男人将一根甘蔗用塑料袋捆起,高高地绑在路灯的柱子上,做LOGO,而他自己,斜侧着身,握着窄刀,一点点剐着甘蔗皮。那是根很长的甘蔗,高过他的头顶,而他,几乎是在表演,娴熟到不假思索,霍霍,霍霍,运动的手臂上下起伏,像风吹过竹林。甘蔗蜕皮后,像女人褪下裙衫,虽难堪,但又别具魅力。当他剐到第五节时,突然停下,用力一掰,令其断开,啪嗒,丢进大堆,继续剐下去。
  这男人和中介男,和站台上的男人,皆不同。
  他个子不高,脸上有须,平头,格子长衫,黑裤,黑皮鞋上落满灰尘,斜挎着棕色皮包。他周身齐整,神态安然,虽被烟雾和尾气笼罩,但因周身环绕着甘蔗、玉米和花生,又显得格外笃定、持重。
  他像一幅梵高笔下的油画。
  又像我不大想起的,我在家乡的大哥。

 

6

  

  雨后的东莞街道,一条亮闪闪的大面包滑动而来,脑门上顶着起点和终点。
  每当看到公交车的影子逐渐清晰,我的喉咙就会发紧,浑身像被一种旋律控制住,心跳加重。我大口大口地吞咽着浓烈尾气,努力辨析车头上的标识。
  我是到达南方后才知道,一个地方可以细划为1、2、3;也就是,A不仅仅是A,而由A1、A2、A3以及对面的A1、A2、A3组成。你的选择是六选一。
  公交车是个等级分明的城堡:首尾部动荡繁杂,中间代相对稳定。车头有电视,有老弱病残孕专座,门口有垃圾筐。公交车没有前奏和终曲,只有行动中的此时此刻。一辆辆公交车驶来,提前设定好了规则和路线,价格和章程,让我们成为它的附庸,领受一份理所当然的窠臼。我们能看得清每一个站台,却不懂它为何必须如此。我们习惯了拥挤酸臭的公交生活,无论这其中,蕴藉了多少愤恨、残忍和绝望。
  公交车内没有富人,只有沙丁鱼,鱼儿们抢夺着空气,赤裸裸将自己挂在吊钩上。公交车是贼,偷走了穷人的尊严、时间和个性。在乌鲁木齐,我从没见过如此之多的乘客,如此疲倦:从闭眼假寐,到彻底睡着,到听到那控制不住的鼾声。
  那一天,我的硬币已用完,又没有公交卡,便到报亭里买了份报,换上零钱(南方人叫散钱),走到街对面。我要去的是东面,可我却着魔般地跳上了西去的车。当我蓦然清醒,试图返回到A时,已过去半小时。我拨通118114,按它的指令,在某个站台下车后,却怎么都找不到应该存在的车站。路人曰:我应在新站下,而这是老站。离约定时间还差二十分钟,无奈,我只好挥手打出租。到达目的地后,我已疲惫得不想解释,何以我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将这一切归结为:这是这个城市对新人的考验。
  我不断地坐错车。在到达这个城市的最初几个月,我的日子就是接受公交车的惩罚。错了……又错了……糊涂中,我没有看清车牌;或者,把19路记成26路;或者,看见一群人拥挤,我便让自己也被裹挟进去。一次、两次、三次……我是在不断的错车中,逐渐廓清了这个城市。
  有一段时间,我去某处上班,来回耗费三小时。
  三、小、时!
  回到家就想睡;没睡醒就要起来,赶车。
  最吊诡的感觉是,前一天傍晚摇晃着回来,一夜后,第二天早晨坐着同一辆车,同一个座位向前,如同中间的那个夜晚,根本不存在,而那座位上的人,从傍晚到黑夜到天明,一直停留在那里,根本没有睡觉!
  只要我不得不去坐公交车,就得像沙丁鱼一样站在盒子里,站久了,车厢的顶部逐渐从白昼变成黑夜,雪亮的星辰浮现出来;如果有座位,坍塌下的身体便逐渐昏迷,消散,只留下衣服和鞋帽在摇晃。
  我无法不这样沉沉睡去。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我曾睡过去多少次呢?
  猛然间醒来,手里还下意识地捏着皮包带,四周的困倦面容,像从人脸上剥下来的一层皮。
  只要一上公交车,乘客便立刻被司机的霸道征服。通常是个男人,阴郁着脸,是这车厢的CEO,围绕着他的是多面镜子:长方形、大圆形、小圆形。他总是憋着满腔的凶焰,偶尔发声,骇人一跳:靠边!靠边!朝里!朝里!往后!往后!每句话都携带着料峭寒气,让他的身影如从白铁皮上剪下的人形儿般,铁石心肠。
  他隔岸观火地看着蠕虫一个个涌动而上。
  我佝偻起身子,一边嫌恶着自己,一边盯着那壮硕的手臂看过去,嘴角挂着谄媚的笑。我总是忍不住揣测:他昨夜睡得如何,他的心情如何……这是件折磨人的事。当你不得不暂时仰仗另一个人时,便不由自主地对自己施以矮化工程,而成为影子、跟班、叭儿狗;而那个人,他的下巴、眉毛、嘴角、手指、衣领、头发,无一不在宣布:我正恩赐于你!
  乘夜车回家时,车厢内没几个人,窗外路灯下的棕榈树闪着金光,远处的楼房,被灯光切割成一个个小方格,站牌均匀地撒在道路两旁,滚动的车轮奔驰过一个个路口。
  如果电子厂的车间,能让清醒的人变得恍惚,丧失自我;那么公交车的车厢,则让人变得孤独和绝望。
  那些黄色拉环上,悬挂着不同颜色、不同型号的手掌。整个人体,都得仰仗手指传导出的力量,才能将脊椎绷紧。吊挂在拉环上的人体毫无美感,女人乳房坚挺,项链弯曲,而男人则不断喘息,呼吸深重。这是一种在接受粗暴伤害前的防御姿势。每个握着拉环的人,都和拉环达成共谋:拉环因人体而不再空荡,人体因拉环而不再摇晃。
  那些自动辞职的人,被迫辞职的人,无奈辞职的人……刚上公交车时,是轻的、薄的、碎的,当手抓住头顶的拉环时,魂魄不再游移,血肉慢慢拼贴,逐渐清晰而有力起来。
  拉环里像藏着个幽灵,让绝望到极点的人,一摸,便触到支撑。
  只要上了公交车,就能听到车厢内有种特别的声音,那是公交时间:咔嗒、咔嗒、咔哒。它们巨大肥硕,扭动步伐,响动在每个公交臣民的耳边,让车厢变成漫漫无际的戈壁沙漠。这声音啃噬着脑仁,无论眼睛是闭还是睁,手臂是举还是放,最终,每一个乘客,都会被瓦解成粉末。
  在公交时间中,请允许一个衣着得体的女人翻出报纸,铺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在两双别人的脚没有挨在一起空隙,将自己楔子般,塞进去。
 

7

 

  一个单独的女孩,短裙,细长腿,高跟凉鞋,红脚指甲,拽着个齐腰高的大箱子,正红色,银链闪光,一瘸一拐走来。我不由自主地捂紧自己的黑包。据说,抢包人根本不屑那种大家伙,他们盯的,恰是挎在我肩头的这种小包。
  上车时,她弓起身,裸出半截白皙腰肢,奋力拖拽箱子,像从河里捞起死尸。
  没人搭她一把手。她实在……太像野鸡。
  人们投向她的目光,虽然不是明晃晃的鄙夷,但却是冷漠与不屑。而她,只顾忙着奋战,完全无视周围犬牙交错的敌意。她那圈赤裸的腰肢,像一场损毁尊严的仪式,将人群的呼吸,紧绷到极点。她几乎是在移动一间房子,那房子里有她所需的一切:牙膏、牙刷、毛巾、拖鞋、内衣、外套、枕巾、被单……避孕套?她死死地拽着它,像拽着个长方形的月亮。她的腰肢就要断开,发出喀嚓声。
  即便她就是野鸡,可她,还是女人!
  没人帮她……
  我陷入拉锯战:去,还是不去?犹豫间,她已将月亮揽入怀中。
  她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为何一个人……关于她的一切,都被公交车所淡化,人们看着她挣扎,却不帮她。在这个城市,这是她的真实写照:她不过是个拽着大包的孤单女人。
  这样的女人,在东莞,不止一个。
  她们高矮胖瘦,拎着包,裸着腿,裙子短得要露出底裤。
  她们不断被我碰到。我害怕碰到她们。害怕极了。我害怕她们的高跟鞋在奔跑时,陡然断掉;害怕银色拉链内的物件,如鱼肚般爆裂,肠肠肚肚,稀里哗啦;害怕她们闷声尖叫,像绵羊被摁倒在木板上时,发出的那种颤声。
  车门开了,上来两个人: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位老人。那老人拄着拐杖,披着破衣,投币后向后走去,突然,司机如遭电击般大叫:你当我是傻B!
  这时,老人已走到车厢后。听到骂声,中年妇女摇晃着返身,叠声道:他老了,眼花了。
  没想到,那老人自己拄着拐杖,蹒跚过来。当他要掏钱时,握着的拐杖松开,跌向第一排座位男人的裆部。那男人惊恐地站起,扶住拐杖,又伸手欲扶老人……但老人,不肯让他扶,哆嗦着,扯开包,掏出硬币,当啷,投进箱中。之后,摇晃着身体,拄着拐杖,于众目睽睽之下,走向后车厢。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没有羞愧,没有悲戚,没有懊丧,什么都没有,那是岁月的灰尘沉淀得太久了之后,波澜不惊的表情。
  我的心紧缩起来。
  他实在……太老了;咒骂他的语言实在……太狰狞了。
  整个车厢被冷酷的冰霜凝结。我羞愧万分,感觉自己和那个老人,有一种反常的共谋关系。虽然我上车后,并没有偷偷省下一块钱,但我承认,有时候,我也怀着和老人一样的犯罪冲动。
  老人和中年妇女很快就下了车……我怀疑,是老人的自尊心作祟,不愿在这辆车上多呆一会。他们下去后很久,我都不愿看那个司机的后脑勺。那是块僵硬的石头。
  坐在我前面的女人,灰外套,扎马尾,头发是脏的。
  在南方,很容易区别穷和富——富人的脸色饱满,指甲的长度恰到好处,而头发,干净蓬松。穷人总是来不及洗浴。没有那么多卫生间,那么多洗发水,那么多时间……而头发,是全身最敏感的地方,让它的主人赤裸裸呈现资产秘密。
  现在,灰衣女顶着粘连成片的头发,就坐在我的前方,身旁是三个巨大的编织袋,两个红色水桶。一个桶里,翘出两只红拖鞋,鞋底上还粘着干硬泥巴;另一个桶里,放着个钢精锅,用尼龙绳勒住,盖子洗刷得干净如银。
  可以想见:昨夜,女主人在灯下整理家什,用于烹饪的钢精锅,被她尤为看重。她用钢丝球粘上洗洁精,一点点擦拭,让污垢中的银白裸出来。她擦拭着那物件,像擦拭她的整个世界。她要让锅盖体面出门,以致,没太多时间清洗自己的头发。
  公交车咳嗽了一声,猛然停住,上来两个男人,年长的男子头发花白,竖道西装皱巴,年轻的,白衬衫,窄腿裤,站在灰衣女身旁。他们放下一个电动机(上有蓝细管、圆形小表,木棍上绑着线)、一个木箱(一角凸起,裸出尖锐利刃)、一个软包(棕色敞口,可见内里的起子、锥子、钳子)。
  这两个男人和灰衣女,形成了一个临时之家:这个擦洗锅盖至天明的主妇,有着干电工的丈夫,当学徒的儿子,他们以三人之家,来对抗浩淼城市,像大海上有了赖以存活的舢板。
  三站后,父子下车。父亲搬起发动机,儿子提起木箱和敞口包,两人一声不吭,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没有和灰衣女告别,而那女人的面部,像湖水般,波澜不惊。
  一切都是我的假想,只和我有关,而和他们无关。
  灰衣女身旁的女人,穿着白衬衫,却毫无白领气质,面料里添加了银亮横道,使服饰趋于俗艳。我一直看不清她的脸。她将左臂圈起,脑袋深埋,手臂黑如焦炭,泛着沥青油光,像刚从田间劳作归来。
  事实令我目瞪口呆:快到下一站时,灰衣女纹丝不动,而白衫女,突然从沉默中醒来,越过灰衣女,从座位底下拽出根长扁担,将包裹拢成一堆。
  车门一开,前排的一个男人嗖地跳下去,接着,另一个男人出现在车门口,而白衫女,像陡然间生出十只手,不仅将那三个大包,两个红桶递下去,还从椅子底下搜罗出各类零碎:装满牙具的小塑料盆、发白的牛仔包、几个扎着口的塑料袋……他们三点一线,暴风骤雨,将所有东西,一股脑,一瞬间,倾泻出去。
  待我朝窗外眺望时,他们和那堆浩荡行李,已陷入人潮,踪影全无。
  另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灰衣女的周遭没有了那些桶和包时,陡然间,变得文雅起来。虽然,她的头发还是那么黏糊。但也许,那只是忙碌文员连续加班,疲乏无力,疏忽所致。
  下一个站点到了,她跳下车,果然,走向一幢写字楼。
  又一个站点到了,车门打开,轮到我下车,我下意识地朝四周张望,不知此刻,是否有人在暗中打量我的头发。
  没错……我已三天,没时间洗头。

 

8

 

  我永远记得那一夜:车如海盗船般起伏跌宕,惊心动魄。

  那是个并不寒冷的冬夜,一场会议结束后,我赶去会一个明天就走的文友,便跳上那辆公交,让它带着我,驶了三十一个站。我是第一次到达这个始发点,我也将第一次到达那个终点站,在这两站之间的那三十一个站,于我,都是第一次……
  天色浓黑,人群耸动,空气中弥漫着粘稠……无论是不是第一次,我都要跳上那辆命定的公交车!这种体验,遍及每一个到达南方的人,每一个打工的人……人们完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遭遇什么,一切都不可预设。
  自从离开家乡,离开熟悉的地图,人们便从血肉之躯变成钢铁塑料,不再脆弱,反而持久耐用;人的身体成了他的全部本钱。他携带着它,如战士扛着战旗,踏入烈烈征途:大风起兮云飞扬……人,必要被某种坚韧的力量附体后,才有勇气,朝未知的地方前行;若听不到胸腔里砰砰作响的鼓声,人,早已瘫软在迁徙的路途中。
  一个又一个站台,被我第一次瞥见;又通通,一下子甩到脑后。我开始……惊恐;甚至……欣喜;继而……亢奋。我怕的不是陌生,而是在温水中僵死。离开冻土西北,来到慌乱东南,我就是要看看自己到底能变什么模样。我带着长期练就的沉默,天生坚韧的农人骨骼,仙鹤般凝立车厢,默默注视窗外,偶尔灵魂出窍。
  我无法向那些花园洋房里的公主描述这种体验:我不断打破自己,再从破碎的切口,探寻出希望。我能从现实的街道,一下子拐进冥想的街道。那一拐弯所形成的弧度,印章般,刻在我的身体上。我虽然无法说出,但却能明白感受。我的心脏,有时,会跃出身体,像抓住一根葡萄藤的梢头,打了个秋千,一荡,便逃离开。
  某个路口,道路破损,戴红帽的人正在路边干活,另一条路高于我们正在行驶的路面,腾空而起的灰色路身上勾连着绿丝网,墨迹赫然袒露如纹身:担保……发票……侦探……之后,是片农田。这农田令我迷惑——这是这座城市的原初模样,像迈克尔·杰克逊身上最后一块黑皮肤,还保留着粗糙胎记。
  和那些已开发成工业园的街道相比,公交车到了这里,猛然陷落进浓烈的乡村暗黑。那是最原初的黑,如死去的底片,满坑满谷,全都放在了这里。这种黑,像我每次从乌鲁木齐回到故乡哈密,开始走的乡间夜路般;像火车穿过河西走廊,一头扎进塞外,茫茫戈壁上的那种黑。那是孤独无助的黑。苏武牧羊的黑。
  很快,灯光陡然亮起,喧嚣和杂乱的人群扑窗而来,楼挨着楼,像一张张传单,写满灯光词语,尘世腥膻,黄土飞扬,蛮荒之地后的鲜光楼市,组合成畸形的一家。
  这,正是东莞;这,就是东莞。
  突然,对面驶来另一辆公交,急吼吼,要擦上这辆,似已蹭出火花,又呼啸闪过,转瞬即逝。
  过收费站时,我已在这个车厢内仙鹤独立五十五分钟。我吐了口气,猛然回过神:何以某些人,早上还给自己的手机充了值,午饭后,便从高楼跃下。我的身体先于我的灵魂,解开了这个谜。现在,我期待一个座位的降临,如期待命运之神的眷顾。
  好贫瘠的脊背啊,和刚才路过的那块荒地般,已榨不出星点油水,来撑起整座钢架身躯。
  又过了三个站,那神启的位置,终于,在绝望到极点时降临。我坐下。像昏迷者被抱上床。我听到一声来自胸腔深处的叹息……我是件瓷器,长途颠簸中已充满细碎裂痕;我上鄂干燥,喉咙冒火,双腿僵硬,除了叹息,无法干另一件事。
  事实上,我很快就干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看到门边男子皱眉,我不顾斯文,用在南方不受待见,二等公民般的普通话大叫:售票员!
  她在车头和司机闲聊。我再次凄厉大喊。
  她磨蹭回头。我问:哪有塑料袋?
  她从头顶横杆上拽下一个,走过来,顺着我指的方向,递给那男人。
  那不是男人……而是刚出生,还未洗过油澡的胎儿。他接过袋子,将整个脸塞进去,磅礴一声“哇”喷出,浓烈酸臭,似原子弹爆炸,方圆几十里都烧成灰烬。那味道从他身体的下水管翻腾而出,冒着滚滚毒烟,能把旁边的人活埋掉。
  而他自己,是知道的!
  他羞愧无比地将脸长久地埋进黑袋,只露出后脑勺软塌塌的头发。
  一声接一声。
  这个一米八的大汉,在呕吐中变成了根面条。
  我突然感觉,那不是那个男人在呕吐,而是我,我在呕吐,我已吐出了我的五脏六肺,我的鲜血骨骼,耗尽最后一点尊严,赤裸裸软下来,像网中鱼,张着腮,摆动脊梁,最后抽搐。我所掌握的全部知识、智慧、技能,在这个瞬间,土崩瓦解。我惊诧地发现,我们的肉身,如此之轻、之柔、之弱;我们的肉身,哪怕遭遇到轻微如针尖大的一点不适,都会令整座系统崩塌成沙。
  那男人吐完,捆扎起袋子,丢在脚下,缩起右腿,整个头倚着栏杆,手臂无力垂下。
  那手臂……白得吓人。
  车厢内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他的呕吐味。那是种混合之味,里面有垃圾、寄生虫、大便、灰尘……这味道一旦释放,被空气催生,便以成百上千倍的速度膨胀,如陡然打开的降落伞,将整个空间折磨得骨拆骸散。我无法呼吸,像电池耗尽的表盘指针,无法将自身挪移到下一个空格。我变成了条落水狗,眼耳口鼻,皆塞满浑浊之水。
  我拎起包,朝后车厢逃去——那里,已空出几个座位——坐下来后,双腿打抖。
  扭头看窗外,一间间小店,芝麻开门,绽放一窟一窟的光暗叠影。我呼吸,在脑海中想象丁香、薰衣草、玫瑰、孜然、柠檬、茴香、黑胡椒的味道。我呼吸,呼吸,再呼吸。
  “台湾工业区到了……”我感觉,连报站声也充满了酸臭。
  窗外是片慌乱工地,路边是个大土堆,树木如布景,移动着铲车、推土机。
  道路继续向前、向前,我要到达的地点,终于出现。那个五星级酒店,披着玻璃外套,如此华美,它的地板如此光洁,连垃圾桶,都被擦拭得像餐具。
  当我灰扑扑地站在大堂时,感觉我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有呕吐味;我在公交车上积攒下来的绝望与慌乱,如大豆般,一颗颗,泄露在地面上。
  我完全陷入进公交车后遗症:看什么,都像是车厢。
  甚至,这大堂,也不过是个放大了的车厢。
  车厢里的人们在清谈。在他们的口中,偶尔会闪现“打工”或“底层”等字样,然而我知道,他们的头发干净蓬松,出门有小汽车接送,口袋里装着鼓囊囊的红包。

 

 

  穿过柏油路豁口处的花池,我走到对面车站转车。
  每次在这里,我都会被旁边一幢二层楼吸引,像孩子盯着玻璃柜后的奶油蛋糕般,紧盯不放。那是幢简易楼房,敞开的露台上搭着根长长的晾衣杆,挂着二三十件衣裤。那些衣裤一缕一缕,在风中摆动,如腊肠。它们总是挂在那里,像上一次转车时就是这些衣服,到这一次,还是这些,从未曾更换。
  那是普通劳动者的衣服。如果以后,当他们穿着这些衣服走进正在建造的大楼时,会在大理石的倒影中,感到自卑吗?那个高楼,似襁褓中的巨婴,虽被绿网罩着,但其在未来不可一世的姿态,已可见一斑。
  傍晚归来,穿过那被粉红花朵装饰的街道时,我想起第一次从家乡哈密到乌鲁木齐,看到宽阔大街被鲜花隔离时的惊叹。现在,我觉得自己翻过鲜花隔离带时的身影,多么像个贼:我用粗糙的人类气息,裹挟着沉重脚步,夹带着浓烈灰尘,强行偷窃了鲜花此时此刻的安宁,然后,扬长而去。
  日复一复,我在盗窃中磨损着自己,形容枯槁;套上工装后,我将属于我的特征锯掉,变得含混不清;我看到我的血从指间流淌而出,汩汩向外,滋养着酒店璀璨的灯光。我来不及流泪,来不及哀叹自己到底被剥夺了什么。我耗尽青春,像甘蔗渣般被淬出。微光照着我的脸颊,让我感觉和这个世界不再有任何关系……
  这时,一缕馨香传来——啊,是那片,我每天早晚,都要从它们侧旁跨过的粉红鲜花。
  是它们,为我送来生命的体香。
  我的心一抖,手一颤,想给母亲打个电话,报声平安;然而,来不及,来不及,呼啸的公交车已戛然停止,它裹挟着我,驶入潮热的海风。
  当我伸出笨拙的手,握住头顶的黄色拉环时,啊,东莞,我已和你紧紧融为一体。

评论信息
吴茗(2018-11-07 09:58:49)
文笔流畅,文章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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