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宓可红

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清晰的梦，回到了读书时代，显然读的不再是中学，但地点是在下王。梦中溪山依旧。醒来，却是担忧，那种简单，物质匮乏的生活，如何能够适应！
可是，在三十几年前，在我眼里，下王还是个“大地方”。
这样说，并非当时就认为我的村子很小。一个村庄，分成上青岩、中青岩、下青岩，还有相距三五里的自然村三个，登临高处，可望见县城的烟火和灯光。那就是我的世界，时隔几十年，闭上眼睛，我还想得起来山川草木的诸多细节。甚至，我还记得曾经在屋后的山顶上，一根电线杆下捡到过子弹。
那天，我捡到的是一颗受潮、生锈的子弹，弹头和弹壳还完整、没有受损地连在一起。当我用石头在台阶上砸弹壳的时候，被大人阻止了，他们认为我正在做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而我只是想把弹头弄掉，用弹壳做一个哨子而已。
在山上捡到子弹，其实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件。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里就是“三五支队”活跃的区域。我父亲清晰记得，游击队员在村里宿营时，总是会借很多门板当作木床。后来我在县志上看到，本县的第一任县长，曾经在我捡到子弹的山岗上打过一仗。
青岩在我眼里虽然不小，还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但除了地里种的和山上长的，油盐酱醋粮布等等得到山下去买。公社所在地梅坑，有粮站、供销社、肥料部、信用社、中小学，还有好几个病房的卫生院，足够满足我们的大多数需求。因此，去下王并非是必须的。
只有年底，家家户户养的猪出栏了，才必须去下王。有一次，跟在父亲的后面，看他和人吭吭哧哧把一头大猪抬下山，再抬十里公路到下王镇边上的生猪收购站。
卖猪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旧年的年底。腊月二十五包粽子，二十六做豆腐，二十七卖猪，二十八掸尘，二十九打冻，三十分岁，最后五天大致都有这样的主题安排，我理解这是下王镇特有的、自成礼仪的生活。因此，这一天的生猪收购站显得更为忙碌。大人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一个人慢慢往镇里走，本来这会是一个很美妙的体验之旅，一个孩子，向着未知的世界伸出了探索的脚步。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庞然大物，呱呱叫着。我惊慌失措，连忙往边上缩，靠着岩壁，感受大客车从我面前驶过时的地动山摇。我肯定是脸色都青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连忙回到父亲身边。最后等猪卖了，父亲领着我去镇里吃汤包，记得是在后来成为我同学的任平家对面吃的。一口气吃了三碗，算是给自己压了惊。
于是，我对下王和美味的汤包充满了憧憬，同样有着对陌生世界的莫名恐惧和担忧。

1984年8月底的一个夜晚，小山村里有了秋意，母亲在煤油灯下刨着南瓜丝。在昏暗的光影里，她开始担心年幼、弱小的我在新的学校里会不会被人欺负。我默默地拿着几个老南瓜的蒂，一只手捏在弯曲遒劲的部位，像是拿着一个小小的铁锤。我可笑而滑稽地想着，带着这个去学校，不就是带着一个李元霸的铁锤了，舞动起来还有谁能近得了身。
到底带了没有，我记不起来了。记得的是父亲挑着担，一头是一个新的木桶，特意叫闻名乡里的“癞子桶匠”箍的，有一个可以锁的盖子，里面竖向分成两格，一格预备存放我每周要吃的米，一格可以放衣服和其他什物。另一头是脸盆和被子。经过梅坑的时候，碰到熟人，他高兴地和人打招呼，主动告诉我们此行的目的。这个四十岁才娶妻生子的男人，脸上露着有面子的矜持浅笑。考进当时的里东区中学，并且是村里的唯一一个，确实可以为他平凡、卑微的人生增添一丝亮色。
转过最后一个弯，站在峧头上，俯瞰着下王镇。父亲给我讲起了故事，他说下王可是个大地方啊，以前如何如何的，多数人姓童，号称“十里童”，可惜日本佬来了，把下王烧得只剩下一间半屋。
后来看到胡兰成的书，他说“下王出财主人家，雕刻一张床费三百工，起屋磨一块地砖要一工”，大抵我父亲的话不虚。但终究我年纪小，看着八十年代的下王，还是想象不出当年的胜景。尽管说不出胡兰成那句下王的“溪山人家果然齐整”，但心里应该也是这个感觉。
由于生活和下王有了巨大的勾连，我开始仔细打量着这个溪边的小镇，但毕竟算不上是初识，又掺杂了父亲讲述的演义，自不能完全客观。显然多年以后陈慧芸同学说她对下王的第一印象，明显有趣得多。
陈慧芸原来在城郊读书，她的姐姐师专毕业以后到下王中学当我们的英语老师，不知是因为小镇生活太过寂寞还是别的原因，反正“忽悠”妹妹转学来了。陈慧芸说，她的父亲开着拖拉机，从城郊的一个村子出发，开过平原，翻山越岭，天快黑了，路却越来越差。父女不断互相安慰，前面肯定有一个繁华的大镇……大镇没出现，小镇倒有一个，依山傍水，是与期望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已经打好了转学证明，妹妹哭着无可奈何地留下来了。
慧芸这样说的时候，我内心里有点代表下王镇感觉对不起她。事实是毫无必要，这个城郊来的女生，虽然没有表达过对下王的热爱之情，只不过是离开下王很多年了，一有机会，就会驱车回来寻找记忆中的印痕。

父亲把我安顿好以后，留下大大小小的嘱咐后，就回家了。我虚岁仅仅12岁，身高大概1.35米左右。关于身高，其实我基本准确地记得。三十几年后，遇到老同学，他们都说我当时差不多是班上最矮小的，我稍微拔高了一下自己，说当时大概1米4，不过很快就被纠正了，搞得我只有大方承认这个数字有点水分。
第一次就这样离开了青岩村和父母，独自一人在下王面对所有新的人事。孤独、寂寞，但也是无比好奇。
头两天没有课，我就在镇里漫游。学校在一个高台上，走下坡，就是粮站，每周我需要用钱和粮票买上10斤米，作为六天所需。粮站边上有一家小卖店，看店的年轻女孩还兼做裁缝。她有一个兄弟，精神有点不正常，人称“建刚呆子”。这让我大为艳羡，我村里只有一个瞎子、一个聋子，其他都是普通人。镇里竟然有呆子，自然是不同凡响，无疑彰显了大地方的生动、有趣景象。
很快我就熟悉了下王镇。老街和新街之间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内城”，亚芳家就在这个内城的临街面，也开了一家小卖部，日日走过的各色男女老少，都能见到她家的部分生活。对面的农技站，是竹骑明妈妈工作的地方，再过去是徐中波父亲的信用社，附近还有徐辉、童亚家；亚芳家往溪滩方向不远是小雅家，老街上有任平家，小学校里有宓钢军和汤伟民，供销社里有一群“大院”子弟，最活跃的就是张卫国，我曾经的同桌，比起我来，他可谓是一个天才。
这张以我同学为坐标的下王地图，到现在还印在我的脑海里，也建立了我和这个小镇的神奇关系，从此无法割断。
到了星期六，学校2点钟就放学了，我们住校生就用网兜装着空搪瓷杯、空玻璃瓶回家了。从下王到青岩，十五里路，先走十里路到梅坑，然后是走五里陡峭的山路到村里；从青岩到下王也是十五里，先走五里陡峭的下坡，然后是十里弯曲盘旋的简易公路。每周往返，就这样我走了四年。对，我初二的时候还留了一年级。
周日下午，比起在梅坑读书的村里人，我得提早出发，小心翼翼地提着网线袋，以防止菜汤倒翻。这样做劲提着，五里的下坡路，十里的公路，在匆匆的步履中变得冗长而让人厌倦。但不能歇息，万一赶不上蒸晚饭，就只能更糟糕。
周一对于住校生来说，心情往往更好些。中午，大家坐在寝室外面的水泥台上，每个人的搪瓷杯打开，捧着饭盒吃饭。偶尔大家也会比较一下谁的菜好坏，但总体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周三前后，住得近的同学会回一趟家，补充一下菜源，像我这样住得远的，只好吃着经过多次蒸热的霉干菜或者苋菜梗，也可能是别的一些当季腌制的菜。几个幸福乡来的同学，则开始拿出他们的“传统名菜”——芝麻盐。芝麻炒盐，黄金白玉，玲玲剔透，香气扑鼻，装在干燥的玻璃瓶里，可以放置很长时间。偶尔吃吃，也还颇有意思，一开始我都有点羡慕，以为这是高级的东西。后来知道，不消几次，就会感觉自己在吃盐一般，这白米饭变得难以下咽，折射出日子的艰苦来。有苦，自然也会有“甜”，比如婉珍同学，“没菜的时候会在饭上铺一层白糖，然后嘎吱嘎吱把一盒饭给吃下去”。
当然也有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后半周他们就开始在食堂买菜，享受着和老师一样的待遇了。食堂里也没什么菜。早上经常是一块生豆腐，三分钱，浇在上面的酱油奉赠。中、晚大概有两三种菜，装在一个大号的铁盆里。一毛钱一勺的炒青菜，带点肉的菜是两毛。
于是，我一度非常发奋学习。还立下了宏大的志向，等我长大了，有钱了，我每天早上在食堂用三分钱买一块豆腐，每天中午用一毛钱买一份青菜，晚上则必须买有肉片的菜。
立下志向之后，每次在食堂拿了饭盒和搪瓷杯，走到操场上，我就励志地回头看一眼排着的短短队伍，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跻身这个行列。
这个想法很快被修正了。
父亲大概知道了我的志向。一个周日，回学校前，他交给了我2斤6两黄豆，告诉我拿到镇上的豆腐店，再给2毛6分钱，每天就可以去拿一块豆腐或者一大杯豆浆，一直拿到二十六块或杯。
虽然每天早上能吃到豆腐了，但比起在学校食堂众目睽睽之下，喊一声“一块豆腐，多加点酱油”来，显然底气不足。
从学校到豆腐店，一个来回最快估计也得超过十分钟。于是，早餐前后的时间便变得忙乱。我穿插着，一天拿豆腐，一天打豆浆。上午把热豆浆分出一半倒在饭盒里，拌一下，哗哗就吃下去了。中午豆浆已经冷了，我还是倒在饭盒里，滚烫的饭变成温温的，倒加快了吃饭速度。这样的生活，多多少少还是让人羡慕的。日复一日，我慢慢受不了了。受不了也比没有好啊，那就继续受。这样足足吃了十九天，我的嘴巴在胃部的要挟下终于起义了。我期期艾艾地对豆腐店老板说，我暂停几天可以吗？一停，就没有再去，剩下的七块豆腐我到现在都没去拿。
在下王的求学生活里，对食物刻骨铭心的感受，想必大多数同学都能说出一番唏嘘不已的话语。相比之下，俞芳芳同学更像遭遇了一场和美食的艳遇。而艳遇，总是只能被少数人拥有。中考前夕，她生病了，陈学军老师在食堂打了一碗炒肉片，估计得五毛钱的，送到了她的宿舍。我想，她每一次想起，都应该会感到语言对美食的描述永远是不彻底或者无能为力的。
就这样过了四年，一场不是与溪山缠绵就是与书本爱恨、不是和食物对峙就是和同学吵和的时间之旅，到达了终点。下王镇对于我们就像一辆抛锚的大车，静静地停在了岁月深处。我们下车，离开，长大，走向四面八方。故乡，成为一次次路过的异乡。

我写作上的一位师长，好几次谈起食物对一个地区的人们或者民族的影响。我们所处江南稻米区，肉类以猪肉、家禽类为主，和北方食肉、麦子为主的民族，人种个体，乃至整个种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迥异的。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但是细想又是后怕。我们少年时候吃着毫无营养的食物，从科学角度而言，所吸收的都跟不上生长发育所需，成年后的人会不会就此弱化？
弱化显然没有，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下王出去的孩子，虽然一个个都很独立，但要取得世俗的成功，总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大概是同学们心无旁骛地走在为美好生活奋斗的路上，在下王一别，就是二十七年未见。直到去年五月，才陆陆续续地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就在微信群里持续热烈地聊天，回忆在下王的点滴生活。随着春节的临近，年前聚会被提上了日程。群主向在天南地北的同学发出了江湖令，某年月日，必须亲自出席。
我提出，这样的聚会最好能放在下王，我们或邻溪而坐，把酒临风，或干脆挽起裤脚淌过清澈的溪水，在水中的大石上指点溪山，忆往昔峥嵘岁月。这个提议由于时间上的紧迫，被无情地否决了。我又心生一计，说何不来一场寝室私房菜大宴。说到吃，立马就通过。众人开始踊跃回忆当年吃的是什么菜，什么味道最难忘！
群主俞芳芳来了个一锤定音，我们就整一席廿四碗头。这个来自前岗俞家的女子，有着下王人的爽直、率真和侠义。前岗在覆卮山，此山因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在山顶酒后将杯子倒覆而得名，一个表示已经饮尽杯中酒的举止被一座脚踏三市的名山所记取了。俞家世代兴旺，蔚为望族，近世更有俞丹屏，一手革命一手实业，在沪杭两地均成就名山事业。
可能廿四碗头的来历在下王早就有之，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接下去，根据众人的回忆，小雅同学列出了菜单，德娟、灵娟同学前往下王赶市，把那些灵魂儿都没透出的新鲜食材带到了城里。海燕、亚芳则成了首席厨师，整整忙了一天。
开席前，上海的百花、钢军同学，杭州的我和如娟，还有南昌的、宁波等等各地的同学都赶到了，实在赶不到的，苦苦哀求用手机进行现场直播。
菜远远超出了廿四碗，碎玉一样晶莹的一碗芝麻盐，被众星捧月地放在桌子中间，每一碗都是我们曾经讨厌、喜欢、憎恨，在梦里反复出现过的。即使很多同学已大腹便便，我们还是放纵自己大口地吃，大声地讲述和这个菜的爱恨情仇，然后放肆的大笑，释放着几十年来被尘封的复杂情感。那些身处其中时不觉得苦，离开后觉得不堪的下王时光，都变成了甜蜜，照亮了每个人的脸庞。
酒过三巡，我问起廿四碗的来历。这群土生土长的下王孩子，也没有一个说得清楚，但一致意见确实有这个传说。我说，按照我的经验，一般八碗头已是待贵宾之道，十碗头可上升到地方饮食文化了，廿四碗这种空前绝后的高配，无疑是生活的最高礼遇了。
下王镇的廿四碗，以前到底有没有的并不重要，但以后是有了。至少在下王镇上中学里呆过的人，只要看到菜单，就会知道，那廿四碗，是平淡求学生活的见证，是苦乐青春期的密码，菜汤里映照的是一代代人关山不能阻隔的乡愁。
而我，已经不再害怕梦中回到下王读书，我盼望的是当我回到镇里的第二天开始，日日都是“土拨鼠日”：每当清晨醒来，都是相同的一天，相同的下王，相同的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