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一个德国学者对中国作家的失望

文/杨志军

　　前些日子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我说：对德国汉学家顾彬就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我以为还是应该坦然面对，反躬自省。就整体而言，中国当代作家是利益写作，而非信仰写作。精神残缺、思想空洞、缺乏建树是普遍现象，我指的是对真理、理想、信仰的建树，甚至连基本的道德人格的建树都没有。没有了这些，就等于没有了骨头，没有了意义和思想价值，当我们无法给人类日益空缺的心灵填补什么的时候，我们的作品自然会被时间和社会淘汰，被时间和社会淘汰的东西，不是“垃圾”是什么？（注）
　　回答完问题后，我的想法又渐渐多起来。首先考虑到的是，我有许多作家朋友，我这样说会不会得罪他们，想了想，不会，我尊重他们，看重他们的作品，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希望我的朋友们一个个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写出最好的作品。
　　我并不否认中国作家曾经在民众当中有过广泛而崇高的威信，也不否认有中国当代作家已经写出了毫不逊色于世界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但我还是要说，面对当下中国作家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面对日以百计、年以万计的作品，我有痛彻肺腑的感喟，我有密云不雨的失望。
　　中国作家大都是技巧性作家，鲜有思想性作家。我们言必称“叙述”、“语言”、“结构”、“细节”、“人物”、“手法”等等，而很少谈及“思想”、“精神”、“灵魂”、“道德”、“感情”、“理想”、“终极关怀”等等。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悲悯，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关于“作家都是思想家”的一般规律，在当下的中国成了无稽之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哪里去找？人类精神的导师到哪里去找？荒漠的甘泉、夜航的灯塔、指路的明灯到哪里去找？也许他们诞生在中国人群的其他部落中，却惟独不会诞生在以生产精神产品为目的的作家群落里。
　　作家一要忠于社会良知，二要忠于人类理想。遗憾的是，我们比普通老百姓更不知道什么是高尚、什么是纯洁、什么是美好，我们忠实于名气、金钱、利益、虚荣，却忘了做一个真正的“人”才是最最重要的。文学据说是人学，但我们对人、对做人、对好人和坏人以及中间状态的人又有多少了解？
　　我们中间少有感情高尚、诚实表达、献身真理的作家，少有身体力行地信仰真善美的理想主义作家，甚至都少有愿意独善其身的作家。为民代言者、赤子之心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俯首甘为孺子牛”者，他们都在哪里？
　　文学精神其实就是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精神。道德和信仰的一体化创造了人类的普世伦理，也成就了先哲们的思想，成就了所有的文学大师。但我们已经不懂得这个道理了，我们忽视了文学史的常识。我们在不可遏制的自我放弃和精神滑坡中，失去了理想和信仰，也就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关注者的信任，失去了社会价值，更失去了俗称广大读者的民众。
　　人类的先驱、伟大的作家们早已经建树了足可以让我们终其一生向风慕义的理想精神和理想人格，但我们却轻而易举地丢弃了。建树理想对我们来说迹近天方夜谭，当别人精神堕落的时候我们也未能幸免，当别人灵魂污染的时候我们也在拒绝干净。我们勇于投入现实，却乏于表达现实，善于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却更善于让自己的作品脱离现实而成为象牙塔中不可企及的一颗天外之星。天外之星也好，精神垃圾也罢，都说明我们越来越远地背离了生活，也背离了自己和作家这个称号。
　　我这样说首先是说我自己，我在指责自己的时候，无意中也捎带了那些我素来钦佩的师长前辈、同道方家，这让我惴惴不安。但有一个真理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才能不断丰富自己、强调自己。我们没有理由、没有任何资格固步自封、得意忘形。
　　遗憾的是，我们最最缺少的，就是自省精神，就是自救意识。
　　作家们常常把写人性挂在嘴上，搞了半天，原来我们把吃喝拉撒、满足七情六欲当成了人性，其实这不是人性是动物性，人性指的是人的社会性和道德性，指责某人“没有人性”，就是说他没有道德性。忽视了伪道德的批判和真道德的建树，我们的文学也就是“人学”，便成了行尸走肉学。
　　一个德国人说，德国每一个作家都代表着“德国”，代表着“德国精神”。中国作家呢？当精神残缺、思想空洞、感情苍白成为普遍症状的时候，中国作家应该具有的“中国精神”便少而又少了。什么是中国精神？我问过几个作家，他们坦然告之：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大家都在谈诺贝尔文学奖，殊不知这个文学奖并不能把一个低劣的作家创造成一个好作家、大作家，就算有一天我们中间的某一位真的得到了这个奖，那又怎么样？能成为我们精神的依托、理想的标杆吗？缺少了对社会良知和人类理想的建树，时间的淘汰并不在乎它获得了什么奖。君不见获过此奖的许多作家作品不是早已经流水落花、无人记起了吗？所以还是不要谈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怎样做一个诚实、善良、勇敢、忠于生活、富有精神气质的人，写出诚实、善良、勇敢、忠于生活、富有精神气质的作品，才是作家们应该谈论的话题。
　　很多有才华的作家，写着写着就改行干别的去了，把九鼎大吕的才情令人惋惜地浪费在了灯红酒绿之中。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信仰的支撑，没有理想的提升，没有道德精神的再造和鼓励，更没有明晰真理和创造真理时的陶醉，甚至都没有同情弱小、怜悯苦难的感情驱动。
　　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写作，仍然是一个无法面对的问题。中国作家和世界优秀作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家为理想、为真理、为信仰而写作，而中国作家基本都是为名气、为利益、为出人头地而写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产生不了大作家的根本原因。
　　无信仰支撑、无思想建树、无道德追求的三无状态，严重妨碍了才气的发挥，抵消了本来就没有多少的表达的欲望和感动的力量。作家的精神气质走向衰败，文学的力量也就微乎其微。而迷惘的民众却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作家们奉献的，并不只是文字和故事。
　　尽管苦苦等待了许久的我们还必须苦苦等待，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作家泛滥的年代。作家泛滥了，好作品却越来越少了，我们制造了无数美丽而有害的泡沫，就在这种有害泡沫的包围中，有人期待着太阳在冉冉升起的刹那照亮我们昏暗的心。是的，我还是不甘心地期待着，期待好作品的出现，期待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出现，期待人类的精神导师引领我们攀援上升，向着高高的彼岸，向着悬在天国门口的彼岸。
　　诚然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也不是毁人的鬼、坏世的魔，所以还是要说一点佛。成就者藏巴拉索罗对我们说：佛法就是思想之法，斗法就是比拼德行，藏传佛教菩萨道里使人彻悟的基本四法便是德施、善语、美行、无私，哪一项都关乎我们凡俗人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精神残缺、思想空洞的中国作家们，难道我们连信仰真善美的勇气都没有了吗？
　　——是时候了，中国作家的自我鞭醒和自我救赎。如若不然，精神将淘汰我们，民众和社会将淘汰我们，现实和历史将淘汰我们。我们将万劫不复，将成为尘埃之下自暴自弃的一堆骷髅。

（注：顺便把记者的问题和我的回答引述如下：
　　记者：德国汉学家顾彬日前在接受德国权威“德国之声”访问时，曾说姜戎的小说《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您如何看待他的评价？
　　杨志军：《狼图腾》里有深刻的悲悯，里面对狼的描写完全是人道主义的，尤其是作者对草原生态一天天被破坏的忧患，令人感动。一个从苦难岁月中走来的中国作家，是不会宣扬法西斯主义的。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跟姜戎没关系，有关系的是“狼文化”，这个獠牙狰狞的所谓“文化”，绝对是法西斯主义的。而“狼文化”并不是起源于《狼图腾》，它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那一部分。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对“吃人”的“狼文化”的批判，“救救孩子”也是从狼性十足的腐朽文化中拯救民族灵魂的呐喊。
　　顺便说一下，我对德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我以为还是应该坦然面对，反躬自省。就整体而言，中国当代作家是利益写作，而非信仰写作。精神残缺、思想空洞、缺乏建树是普遍现象，我指的是对真理、理想、信仰的建树，甚至连基本的道德人格的建树都没有。没有了这些，就等于没有了骨头，没有了意义和思想价值，当我们无法给人类日益空缺的心灵填补什么的时候，我们的作品自然会被时间和社会淘汰，被时间和社会淘汰的东西，不是“垃圾”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