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对话

       顾艳：解芳你好！我来到斯坦福大学有段时间了，接触了一些教师，我觉得这里的教师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肤色、操着不同口音的英语，但一个共同点是都非常敬业。另外，我感到美国培养教师的途经与国内有所不同。比如，国内高校读博士时并不做助教，拿到博士学位后找到教职即可做教师；而在美国似乎不是这样？

        解芳：在美国教师是一类职业，亦须专门训练。在Stanford University，设有教学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专门为即将担任助教工作的研究生，提供相关培训课程。例如，在文学、文化和语言学部（Division of Literatures, Cultures and Languages），研究生们将承担部分语言课程的教学工作。而在此之前，学生们必须上一门名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课。这门课旨在教学生们，掌握从学习者角度出发的语言教学方法。也就是说，这些准助教们将学习如何设身处地地从学习者的智力和实际语言水平出发，教授新的语言知识和运用技巧。等他们对制订课程大纲驾轻就熟，对语法、阅读、写作及对话各部分的作用和应占比重了若指掌，对学习者的各种表现能予以准确判断和回应，等一切都准备停当，准助教们方能名正言顺踏入教学殿堂。助教如斯，何况教授。教授们既以学术为业，必然久经沙场。早在学生时代，必已接受种种训练。如何将一己研究转化成知识授予学生，如何引领学生迈向学术之途，自然不在话下。事实上，在美国当教师并非易事。除了当教师前的各种预备和训练，教授任何一门课程，均要在课程结束时接受学生们的评判。评判条目从课程安排到教师的课堂表现，从教材编订到教师对辅助器材的运用；事无巨细，无不经受学生们火眼金睛的锤炼。若是学生评估太差，该教师恐怕再难担当重任。不过，此事甚少发生。今年，我开始教授中文课程。开春那门教学课，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顾艳：解芳，今天我们去逛了斯坦福大学的艺术中心，一件件罗丹雕塑真品，让我心潮起伏。很多年前，罗丹的雕塑来中国上海，我带着上小学的你坐火车特地赶去欣赏。现在，在校园里天天都能看到罗丹的雕塑，得到艺术熏染，直让我感到无论在斯坦福大学做学生还是当教授，都是一种福气。

       解芳：是这样。斯坦福大学校园大而安静，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顾艳：斯坦福大学有非常优秀的教授，有世界上著名的哲学家。海登怀特是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记得2007年他来过上海，并且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学术演讲。他说：“历史是一门科学，当研究者开始叙事，它成为艺术。它是一个结合体（Combination），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ty）理论。”我很喜欢他这一段话。除了学术，他一定还会有更多吸引人的魅力吧！

       解芳：人们常说，讲台前执鞭和书桌前研究是两码事。两者兼备，实在难能可贵。海登怀特，就是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人。学问高，又好为人师，常给人智力与精神的启蒙。而我，偏偏幸运地碰到他，做了他的学生。海登怀特在比较文学系教书多年，以“记忆、历史与当代小说”（Memory, History & Contemporary Novels）一课最为著名。今年春，他又新增一门“精神分析解释学”（psychoanalytic hermeneutics）以飨学生。
       海登好为人师。虽年过古稀，却依然精神矍铄。在美国，无论教授亦或助教，但凡开课，必在课余设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为学生答疑解难。少则一小时，多时两个钟点。而海登逢周二、周四授课；周三竟腾出一整天与学生见面。有时，约见的人太多，索性将周一也搭了进去。我通常在周三上午十点，去海登的办公室和他聊天。他有时和我聊课上的内容，有时对我正在着手的研究议题加以评论。偶尔，也会聊到生活。海登是一个很风趣的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问我：“你有英文名字吗？”我回答他：“没有，因为中文名字已经足够了。”他说：“几年前，我在中国演讲的时候，许多学生过来和我聊天。他们都有英文名字。可以想见，英文名字在中国该有多时髦啊。”我说：“因人而异吧！即使是取英文名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又问：“你的中文名字有什么含义呢？”我答道：“芬芳、香草的意思。”他思忖片刻，说：“你觉得Laura这个名字怎么样？它和你的中文名字很相似，指的是月桂花冠。”他又说：“你知道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吗？他的诗很优美。劳拉是他的心上人。他写了许多优美的爱情诗给她。”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就欣然接受了海登的建议。
       海登对学生，总是充满热情，无比认真。有一次，我写信向海登讨教有关拜物教（fetishism）的问题。他回信告诉我，应该读一读Bill Pietz写的一篇文章。后来他知道我找不着那篇文章，便另又搜罗了几篇相关论文，连同Bill Pietz那篇文章，一起寄给我。他还让我具体讲讲我的看法，以便下次会面时，他能有所准备，给我提供最好的建议。他不仅授业解惑，还教人接人待物之道。有一次，我在约定的时间去见海登。可他还在与另一位学生聊天。我只好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耐心等待。过了许久，我听见海登对那位学生说：“咱们下次再聊吧，现在你已经占用了另一个学生的时间了。”他打开门，看见我席地而坐，对那个学生：“看，Laura已经等很久了。”然后，他冲着我说：“你该直接敲门，进来打断我们，不该在门口干等。”等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又补充道：“这种情况下，太有礼貌是不必要的。”
       当然，海登也有固执的一面。有一次，轮到一个叫丽兹（Liz）的女孩做报告。丽兹勤勤恳恳，在课前写了长长几页草稿，准备照本宣科。熟料，报告伊始，海登便开腔道：“丽兹，你该试着脱稿做报告。”丽兹辩解道“脱稿的话，我会紧张。一紧张，就语无伦次了。”可是，海登偏也固执，不依不挠地要让丽兹面对一屋子学生、侃侃而谈。丽兹争辩无果，只好妥协。仔细想想，教授偶尔耍耍小性子，对学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当然，海登之所以被视作一位极具魅力的教授，不仅在于他学识渊博，授课风格独特，还在于他秉有一颗谦恭的心。他对任何新事物充满好奇。他以史学闻名，此时此刻却又沉醉在心理分析的浩瀚海洋。在课堂上，他会请教意大利来的学生有关意大利语的翻译，请教学习古希腊语的学生有关英语的词源问题。有时他也对中文感兴趣，常常问我一些中文词汇的含义和发音，还常常很自豪地和他的同事们炫耀：“我正在向我的学生学习中文呢！”

       顾艳：从你这段话中，让我看到一个好教师，也是一个好学生。海登有那么大的成就，还在向他的学生学习。你说他有“一颗谦恭的心”，我想这很准确。我发现海登还是位好父亲呢！有一次我在报上看到中国记者采访他时，他说：“你看到我耳朵上的耳环了吗？每个人都问我，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当我的女儿16岁的时候，她对我说：‘爸爸，你也来一个，很酷。’在她16岁生日那天，我戴上了这个小东西。我接受过很多记者采访，几乎每个记者都问我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问这个问题？”

       解芳：这也是他父爱的一种表达方式。作为一个好教师、好父亲，他确实与众不同，很有个性。

       顾艳：我想知道哪些著作和人物，对他的思想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

      解芳：据我所知，他从高中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直到现在仍然如此。除了马克思，对他影响很大的还有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弗莱（Northrop Frye），伯克（Kenneth Burke），维科 (G.B.Vico)，黑格尔。

       顾艳：我记得海登说过这样的话：“历史是一门科学，当研究者开始叙事，它成为艺术。它是一个结合体（Combination），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ty）理论。”把历史研究成为一种艺术，这让我忽然眼睛一亮。我想，海登是个很有艺术气质的哲学家吧！

       解芳：海登的语言非常优美。他喜欢诗（Poem），但不仅仅是韵文（Verse），而是富有创造力的语言

       顾艳：我发现海登平时也注重仪表美，总是西装革履很有气质、风度，像个大学者。

       解芳：他很帅气的。

       顾艳：仪表对一个人很重要，得体的服装穿在身上，就会显现出你本人的气质。在美国只要到节日，商场就会大减价，能买到很便宜且高档的名牌服装。所以，只要自己有一颗注重仪表美的心，打扮起来并不难。

       解芳：买到既便宜又高档的名牌服装，总是格外开心。那天我们买到便宜货，看你那高兴，真是笑得合不拢嘴呢！

       顾艳：主要是穿着合身又便宜又是高档名牌么。

       解芳：穿在身上还能显示身份。

       顾艳：前不久我读了王斑教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发现王斑的思想与西方理论的关系比较明显，但他又具备着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他以本雅明的理论来论述当代作家作品，很有特色。从韩少功到王安忆再到朱天文，王斑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对作品的敏锐感觉；其理论的运用浸透在作品的血液中，使其水乳交融又合乎逻辑。他认为韩少功的小说令人醒目之处，在于描写边缘地域，烘托蛮荒状态中的生活世界。而韩少功对艺术的心灵，从事的是富于直感的思维形式。这种思维，接近本雅明分析的普鲁斯特的无意识记忆。王斑的这部《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在大陆学界得到颇多好评。作为一个好教师，我知道他不仅学问做得好，书也教得好；还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

       解芳：对！我想起韦伯在他的著名演讲“以学术为业”里说：“教授们最好以中立的姿态面对学生，应止于传授知识，切勿坚持一己信念、或强加偏见。毕竟，讲台并非为极具煽动性的政治演说而设。”此说颇有道理，但也不尽然。尤其对人文领域里，那些千里迢迢奔赴大洋彼岸的华裔教授来说，坚持一己立场，极为必要。王斑教授就是一个立场鲜明的人。八十年代末，他从中国来美国求学，师从李欧梵，用短短五年时间，完成了博士学位。在美国，师徒俩未必就要同一个鼻孔出气。李欧梵怀抱无比坚定的“世界主义”理想，而王斑则在“世界主义”观照下，别有“民族主义”的立场。

       顾艳：一个好教授，并不要求他的学生与他“一个鼻孔出气”，这才能培养出好学生来。

       解芳：我刚到斯坦福的时候，恰巧碰上王斑教授开一门叫作“中国与世界”的课。类似的课容易“误入其途”，把中国那点儿特殊性无限放大到某种普世价值。王斑则不然。他始终秉有一种批判的态度。比方说，他选用康有为《大同书》作材料，认为这种大同理想确有对普遍性之平等的追求，但亦不乏等级划分、一昧求同而忽略差异的因素。

       顾艳：我记得王斑在《历史与记忆》中说：“历史意识的任务之一，是重新反思中国的文化传统。一般认为鲁迅是反对封建偶像的骨干，他不留情地揭露传统中国的弊病。但更仔细的观察可看出，鲁迅并不完全抛弃传统。他富于批判性的历史分析，力求与传统中具有活力、肯定人生的因素相沟通，激活传统对现今仍有价值的东西。”王斑之所以有这样的见地，是吃透了鲁迅文章对传统的精悍之气。

       解芳：最近，王斑正着手于文化大革命的议题。此议题在海外不乏人问津，但论调往往千篇一律。有一次，我和他谈起自己对此方面的兴趣，他立马推荐了一本研究著作，并告诫我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立场。而他推荐的那本书，恰是把文化大革命放在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脉络里，加以论述，视角较为新颖、客观。

       顾艳：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已很多，但我相信好教授总能启发学生，让学生有一个全新的视野；并且，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的。

       解芳：和许多赴美求学、最终供职美国大学的教授一样，王斑也会因身份认同之复杂与故国情怀而困扰。但他拥有无比强烈的故国使命感，使得他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前不久，在王斑教授的筹划下，首届中美文化论坛在斯坦福校园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一行十来个人受邀来此与美国诸位汉学家展开对话。这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无疑是一种推动。

       顾艳：恩，那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带队来的。

       解芳：据说孔子学院，不久将在斯坦福东亚文化与语言系落成。而幕后推手，则非王斑莫属。王斑教授属建设性教授，不仅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启发，亦在一己领域内推动学科之发展，功莫大焉。

       顾艳：我觉得王斑教授还是个很会看到同行长处的人，并且由衷地赞美着。那天他一再和我说，比较文学系主任鲁索贝曼（Russel A.Berman）是个很勤奋的人。他工作量非常大，却能处理得有条不紊。尤其是学生给他写信，无论多么忙，他总是有信必回的。

       解芳：是这样的。我来斯坦福的第一个学期选了鲁索贝曼（Russel A.Berman）的课，如果有问题给他写信讨论，他的回信非常快，通常都是你还没转身，他的回信就来了。

       顾艳：在加州如果没有自己的汽车很不方便，但为了环保，王斑说鲁索贝曼（Russel A.Berman）上下班是先骑自行车，然后搬着自行车上火车；下火车后，再骑自行车来学校。你想想，这样有多麻烦啊！可是他宁愿麻烦，也不开车。

       解芳：我想好教师不仅在课堂上，也是在生活中的。

       顾艳：我知道鲁索贝曼（Russel A.Berman），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在中学读书，他每天都要赶回家去给儿子做饭。谈到中学，我想说美国的中学教育与中国的中学教育有很大不同；如果说美国的中学教师是启发型的，那么中国的中学教师便是灌输型的。我在国内时到中学作过许多次演讲，感觉现在的中学生也还是“接受”型的，而不是“反思”型的。

       解芳：那是中国的应试教育，大家为了应付考试嘛！

       顾艳：是啊，圣诞节晚上我们到朋友家做客，她儿子现在大学毕业了。92年来美国时还是一个初中生，因为在学校学的是德语，所以一句英语也不会。这孩子在国内读书时，成绩很差，整天不想读书，都是被父母逼着做功课的；但是来美国后，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情况下，他横下一颗心来努力用功了；后来进步特别快。这孩子与我说：“老师告诉我，我现在的成绩就是与将来的工作和前程挂钩的，读书好是为了自己的前程，不是为别人。”这孩子听了老师这样的话突然明白了，意识到如果自己读书不好，就没有人要他了，他将来就找不到工作，就要失业了。因此，这孩子告诉我：“美国老师的话远比在国内时老师责备他你今天作业没有交、你该认真一点来得启发人。”

       解芳：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方法，在美国中学生没有国内那么多作业的压力，但并非没有压力。因为成绩不理想，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上好大学，能不能拿到奖学金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美国私立名牌大学的学费贵得吓人。因此心中有理想的孩子就会默默地去努力，争取拿到奖学金。而美国的中学教师们，没有中国中学教师们面对学生高考成绩给他们带来的压力。美国的中学教师们都非常敬业，除了教学，也和国内一样经常召开家长会，熟知每个学生的情况。

       顾艳：有些地方确实非常相像。我想所不同的只是教学方法。在美国做教师与在中国做教师一样受到尊重。只要敬业，在美国做教师也是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不同的是在美国做教师，必须接受学生们的评判。那些有知名度的教师，其社会影响大，学生们有时就冲着某位教师而去上那所学校。另外，美国的家长与中国的家长，虽然不尽相同，但也有相似之处。那些重视孩子教育的有钱父母，对孩子也是精心培育的。他们给孩子从小学习音乐，选择最好的幼稚园、小学、中学，然后送他们到最好的私立名牌大学。他们花在孩子身上的精力，绝不亚于望子成龙成凤的中国父母。

       解芳：其实，绝大部分美国父母对孩子都非常负责任。如果孩子大学毕业工作了，父母就会路远迢迢地坐飞机去看孩子。即使经济不宽裕，他们也绝不会为节省飞机票而不去。这是他们表达亲情的一种方式。

       顾艳：那倒是。中国的父母一般没有事情不会路远迢迢坐飞机去看孩子，即使家里经济好也心疼来回的路费。如果去，一定是有事情；或者就是因公济私，不用自己掏腰包。

       解芳：这就是观念不同。美国人没钱了就贷款，中国人有钱了喜欢存银行。

       顾艳：哈哈，是的。前阵子，我们去你的美国妈妈家里，第一次见到她直让我感到亲情扑鼻而来。她是那么热情，她给我们端出来糖果茶点时，恍若回到了中国的家里，但她是地道的美国白人。她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好教授，又是一个好妈妈。在我的感觉里，美国的好教师们都是比较务实的。做好教师的同时，他们很乐意做一个好学生，不断地补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