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有年，多少接触到一些稿件，尤其是所谓的“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论文”，不少是出自高校师生的重点科研项目，文章最后，往往会署上某某重点科研项目。很多人“皓首穷经”，就搞出了这么一个课题。其实行内人大都明白，这样的论文，大多是为评职称而作。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我反倒觉得无可厚非，不值得大加挞伐，但如果把这样应付任务的东西拿来作为学问或学术著作，恐怕就要打个问号了。所以，我称当今高校的某些书法论文为“职称论文”，一无学术价值，二无文采，实在不能作为科研成果，更不宜作为评奖之资。
　　所谓“职称论文”，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1，一定是为了评职称而写，言下之意就是，不评职称，一般不写，但即便是写，也是按照固定模式完成的标准化的“职称论文”；2，一定是出自某高校或某研究机构，文章一个套路，一个模式，甚至是一种口气，追求面面俱到，大而全，空洞无味；3，大多口气很大，比如动辄讨论国家战略，要以书法来拯救中国或中国文化之类的，论文标题一般是规定动作：如关于什么什么的对策研究与分析，关于什么什么的书法发展战略解析，什么什么语境下的书法发展对策研究，论文中小标题整齐划一，一般是xxx的提出，xxx的分析，xxx存在的问题，xxx的意义，xxx的解决办法；4，论文结构章节繁多，大一二三小一二三的序列号罗列一大堆，类似于行政公文；5，论题陈旧、老套，几无新意，一般都是被讨论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老问题；6，逻辑混乱，语病百出，生造概念，生造名词，经不起学术推敲；7，关键词一大堆，引文注释一大堆，参考文献一大堆，指导教师一大堆，却没有一个是有价值的，把伪命题当真学术讨论；8，语言干巴、枯燥、累赘、冗长、乏味、毫无文采，行文模式一般是：一是xxx，二是xxx，三是xxx，把学术论文当成了政府工作报告或情况汇总。这样的论文，实质就是伪学术、伪论文。
　　学问之事，本非一朝一夕所能成，而在于平素的积累，如若平时不打基本功，临时抱佛脚，恐怕是很难把学问做好的。我所知道的有些人不要说做学问了，平时几乎就不动笔，只有毕业时才写，所以很多人是本科毕业时写一篇，硕士毕业时写一篇，博士毕业时写一篇，当然这三篇文章是必须要写的，但也就只写这三篇。但是硕士、博士要顺利毕业，光一篇文章恐怕是不够的呀，因为很多院校都有规定，必须在教育部认可的国家级核心期刊甚至是C刊上再发表2-3篇“学术论文”，这样才能顺利毕业，如果硕士、博士毕业后，再要找个好工作，或找到了工作，要提一个级别，就要评职称，要评职称，就需要论文，要论文，就得写呀，于是这就犯难了。很多人不得不东拼西凑，东想想办法，西想想办法，到处托人，四处烧香。而且显得很无奈的样子。
　　很多人说，这都是当今中国的体制造成的，一切都是体制之恶。我不否认，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体制的原因，没有这样的制度规定，也便没有这样的现象。但仔细一想，果真都是体制的问题吗？换句话说，如果体制不这样规定，又当怎样规定？你如果要找一个科研或与科研、教学有关的工作，不懂学问怎么行？不写论文怎么行？规定发表2-3篇学术论文，其实并不过分。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习惯于把什么都往体制问题上推，把什么都往政府头上推，然后把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推得干干净净。陈寅恪时代的体制也有问题，甚至比今天的问题更大，但陈寅恪不是照样也成学问家了吗？所以，关键还是在于自身的修养。
　　书法家不做学问，本是由来已久之事，不值得大加责罚，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书法家与学问家本是两途。书法家不必要成为专门的学问家，但书法家一定要懂学问，这又是无可争议之事实。事实上，自古及今，不管是文人也好，非文人也好，都喜欢自我标榜为文人和学者，如果一个人让别人感觉到自己没有学问，这是很可耻的事情，书法家也不例外。所以，历史上的大书家虽然不是专门的学问家，但基本都是懂大学问之人。苏轼当时交往的名流，大多在文学、学术圈具有一流的影响力，苏轼的学问在学术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但他懂得和一流的学问家交流，也就是说，他不必要成为一流的学问家，但一流的学问家和他聊什么，他一听就明白，这就是懂学问。再如傅山，傅山在明末清初的书法史上占有较高地位，在明末清初的学术史上也能占一席之地，傅山本人也可以称为学问家，金石、医学、地理皆有所涉，但要称傅山为大学问家恐怕是不行的，但傅山厉害就厉害在，他当时交往的一批人，都是大学问家，比如顾炎武、黄宗羲、徐乾学、阎若璩等，傅山是懂大学问的，不懂学问者，你和他聊，他不知道该聊什么。大书法家未必是大学问家，但必懂大学问。当然，书法史上，也有大书法家是大学问家，或大学问家是大书法家，如清末的康有为、邓石如、梁启超、杨守敬、沈曾植等，都是一流的学问家，也是一流的书法家，这是清末民初金石学勃兴、中学西学融会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现象，但不能说一流的学问家就一定是一流的书法家，或一流的书法家就一定是一流的学问家。这其中的逻辑不可颠倒。但无论怎样，书法家必要有学问则是无可置疑的。
　　把对历史上一流书家的要求用于今天，似有求全责备之嫌，因为今天本就是一个学术匮乏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缺乏书法大家的时代。但即便如此，还是必须明白：要成为真正的书法家，至少必须懂学问。当然，懂了学问，未必能成好的书法家，但不懂学问，则一定不能。对于一个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书法人而言，掌握起码的学术常识和学术规范，了解起码的中西方学术经典，从事最起码的学术写作，这是必修课。这一必修课，实际上在浙江美院（也即现在的中国美院）的书法教学中，早已开始实施，而且卓有成效，今天也仍然还在实施。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陆维钊、沙孟海主导下的浙江美院书法教学，相当一部分课程不是书法学和书法创作，而是文字、音韵、经学、国史、地理、版本、目录等国学科目，这些课程设置，至今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显得更为必要。可惜，今天的大学书法专业，早已没有了这种学术传统，于是，贩卖几本西方的学术著作，随便拿今人撰写的所谓学术专著来充作学术教材，便成了家常便饭。据我所知，很多教师便是拿自己的所谓专著作为教材，让学生都学自己的专著，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我不知道还能是什么样子的？
　　之所以写这个题目，并非是对今日之书法学术已然绝望，恰恰相反，只要稍稍留意，还是能发现一些有志于学问之事的有为青年，令我欣慰，他们中不少人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对探求学问的渴望，这样的人，即便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三流院校也所在多有，但当今缺少发现学术人才的良好机制，且由于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混杂、良莠不分的时代，一些人缺乏是非观念和理性的判断，很容易受一些拙劣的学术思想所误导，如不能对学术机制正本清源，不能从源头上认识到书法学术的一些基本规范和楷则，很容易使学术人才流失。良可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