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画》杂志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书法的文化性命题，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但是，如果退回五十年，甚至退回三十年，也就是在1980年代以前，书法的文化性问题其实不是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伪命题。
　　我们所谈的书法的文化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书法家个人的文化修养还是书法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性？这两者都有。熊秉明先生曾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个观点该如何理解？在我看来，书法本体的核心就是书法的载体——汉字。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所以我们写书法，就是写汉字的文化。但我们现在对于汉字及书法笔法的审美在逐步衰退，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趋势，但是在这个衰退过程中，又有起伏，也有高峰，高峰就在清末民初碑学、金石学的崛起，以及传统国学的复兴。书法衰退最根本的原因是汉字的衰退，具体又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和表征：第一是现代简化字运动，第二是现代白话文运动、普通话和书面语运动，第三是书法笔法的断裂，第四是书法家学问修养（确切说是旧学功底）的缺失，第五是钢笔圆珠笔等书写工具的广泛使用。这几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可能都不是一两句话能谈清的，但面对此种衰退的局面，我们今天来谈书法的文化性可谓正当其时。
　　关于简化字，作为书法家来说，可能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由于国学修养的缺失，书法家对简化字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大误区，就是搞不清简化字的来龙去脉，把古代简化字和现代简化字混淆了，以为写书法一写简化字就是错字。汉字的简化字问题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或者说不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中国古代自草书诞生以来，甚至在秦朝的时候，汉字就在不断地简化，中国文字简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字逐步统一、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这个是从文字角度而言的。文字的规范化过程，必然是追求简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书写简化字当然无可厚非。而且古人本来就写简化字，不足为奇。当然，有些我们现在人所认为的简化字，在古代其实是异体字，这些是必须要具有小学功底才能认识到。向书写简便角度转化，是中国文字的一大发展趋势，但不能因为追求书写的简便，便认为写简化字就是错误。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简化字，和中国文字的简化过程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所要避免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简化字，也就是“五四”以后的简化字，因为现代简化字的诞生，恰恰丧失了汉字的精义，而且增加了汉字的理解和认知难度。“亲”字中没有了“见”，还能是“亲”吗？“饭”字左边的“食”成了一个跟“食”无关的偏旁，“饭”便不成为“饭”了，我们从简化字的偏旁部首中，无法了解汉字的文化信息。“五四”以后的简化字问题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最关键的是简化字的权力化，一经权力化以后，便成了一种通用的文字形式。书法家如果书写简化字，那么就是书写了一种无文化的汉字，这样出来的书法作品，自然是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内涵的。
　　另一个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确切说是现代书面语和普通话运动。汉语的最大特征是简洁之美，具有一种诗性的特质，尤其是中国古代的韵文，这是中国汉语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最大区别所在。比如，我们现在说“你吃饭了吗？”古人则说，“饭否？”“饭么？”现在的粤语里还保留着这样的古语。我们现在说“太阳出来了”，广东人、福建人、台湾人说“日出”。古汉语简省了许多不必要的副词和虚词。广东人、台湾人至今还保留着强烈的语言意识，这种语言意识在我们看来也许是一种文化保守——我就是不说普通话。实际，粤语是保留中国古代官话雅言成份最多的一种方言，而我们所说的普通话，对中国古汉语的保留程度已经非常少了。现代白话文、书面语和普通话，由于汲取了西方拼音文字多音节的特征，增加了不必要的副词和虚词，使得汉语表达由简洁变得冗长、繁复，也不利于书法的表达。而中国书法的文化性恰恰就表现在书写简洁的汉语上，也就是说，要书写以诗词歌赋为主的古代韵文，而不是书写冗长的现代白话文。如果书写的是冗长、累赘、缺乏韵律美感的现代白话文和标准语、应用文，那么这样的书法还有其美感和文化性可言吗？汉语的简洁性还表现在，它能以最简练、最少有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涵义，甚至一个字就能表达一个词或一个句组的意思，那么书法作品所使用的汉字越多，它的文化含量就越丰富，而我们看现在的书法作品，都是写那么几首被反复书写的唐诗宋词，如此少的汉字量，又怎么可能会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呢？
　　所以，书写书法的基础是认知汉字。而认知汉字的关键则在于读书和抄书。读书和抄书是为了增强学养，涵养性情，也是为了认字。可是，“五四”以后，由于钢笔和圆珠笔的传入，毛笔退出了日常的书写领域，这使得我们要用毛笔的时候就有了一种刻意的创作意识，而恰恰没有了抄书的功夫。其实所谓的“书法创作”这个概念，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古人的很多东西，包括民国时期那些书法作品，基本都是不经意间留下来的，都是些书信、文稿、电文、函件、题跋、题签、便条、批注之类的东西，即便是书法家写给亲朋好友的应酬性对联，也是随性之作，并没有刻意创作的意识。而正因如此，才需要使用到大量的汉字，所以，只有占有、使用并了解了大量的汉字，才可能谈得上书法的文化含量。无意的日常性的书写，比如抄书，恰恰使得书法没有了刻意性。民国时候，鲁迅的抄书功底就是十分深厚的，鲁迅的书法，得益于在教育部任职时大量的抄书，鲁迅的抄书量，在当时几乎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现在的书法家，已经不怎么抄书了，拿起笔来就是创作，创作前要事先设计好，如何章法，如何结字，表现什么风格什么主题，用什么样的手法，等等。这样的旨趣，恰恰背离了书法的主旨。
　　我们现在人都不怎么写手稿了，即使写，也没有了那种文化气息。原因就在于，现在的书家多不是文化人，当然，现在的文化人也多不懂书法。不止是现在，去比较一下建国前后文人书家就能知道其中的差别。建国前的一流文人和学者，基本上书法都是一流的，而建国以后的文人和学者，书法大多乏善可陈；建国以前的一流书法家，基本上学问功夫都很好，而建国以后的书法家，其学问功夫则无法与建国前相比。比如建国前后的钱穆、钱钟书、胡适的书法，就无法和清末民初的学者梁启超、马相伯、叶恭绰、严修等人相比。有人说他们是无心做书家，所以书法不佳。其实不完全对。这些学者都无心做书家，但无心做书家恰恰才能写好字，有心做书家恰恰写不好字。根本原因不是有心无心做书家的问题，而是对书法及汉字的理解程度的问题，确切说，是学问功底的问题。另外，无心做书家，并不等于不重视书法修养。事实上，过去文人的书法修养，恰恰都是十分高超的，是现在文人所无法达到的。也就是说，过去人的书法修养和文化修养，几乎是完全重合的，不是分裂的，而在现在，则成了两张皮。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读书、有学问不一定能写好字。理由是，现在的读书人、学者似乎都写不好字。我的回答是，读了书有了学问不一定能写好字，但是不读书没有学问，书法格调一定上不去。现在的读书人、学者不一定能写好字，不等于书法家不需要读书、有学问。书法与文化、学问的断裂，也导致了书法笔法的断裂，这是“五四”以后尤其是建国以后的一个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