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我已多年不怎么看文学作品了。并非是不吸引人，而是我觉得，今天的文学与过去二三十年代相比，实在相去太远。现在很多人读文学尤其是读小说，并非是真的在读文学，而是在看故事，把文学当故事会看。所以，就看谁的故事编的好看。但是，故事或者说叙事等于文学的全部吗？当然不是。也有人说文学主要在思想，故事其次，语言其次。事实上，文学的根本在语言。或者说，文学的思想也是由好的文学语言形成的。没有好的文学语言，构不成好的文学。语言不过关，文学格调自然上不去。可是，语言的问题，渐渐为当代文坛所忽视。现在无论是文学评论，还是文学作品研讨会，都基本上侧重于挖掘所谓的文学的叙事艺术和思想性，却恰恰忽略了文学最为根本的元素--文学语言。这说明中国人对文学的理解，已经大大退化，之所以说中国人的文学审美退化，主要是中国人汉语能力的退化。中国人对汉语的认知和表达，在今天的普通话、标准语、书面语盛行的时代，已然退化到了极点。这一点，是导致文学衰败的主要原因。遗憾的是，这个常识性问题，却成了文学界广为忽视的问题。
　　汉语的衰败并非始自今日，早在民国时即已凸显端倪，但在今日表现得尤为突出。衰败之表征即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汉字拉丁化运动。当然，并不能说白话文运动直接导致了汉语的衰败，白话文只是终结了古文，但终结了古文并不能说终结了汉语。只不过，汉语表达形式进行了转换。但是，白话文运动本身，即不可避免地表征着汉语的衰败，主要即在于雅言的失落。
　　雅言的出现，在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诗经》所描写的虽然是周朝时期的事，但是《诗经》因为乃孔子所删减，所以《诗经》的语言基本是春秋时期的语言，而那时周朝时期的雅言已经看不到了。当然，这种民间语言，在后来的语言体系中，也已逐步消失。
　　所谓雅言，乃是古代语言文字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优雅的文字表达形式。但是在说雅言时，必须进行几个概念之区分：一是雅言不等  于古代的官话或共同语、书面语。古代官话相当于现代普通话，乃是在各地方言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共同语，也即相当于普通话。但古代官话也夹杂有方言，即四川有四川官话，湖南有湖南官话，浙江有浙江官话，南京有南京官话。官话是形成共同语的基础。雅言吸收了官话的成分，吸收了方言与俗语的成分，因而形成其丰富、生动而富有美感的语言文字特征；二是雅言不等于文言，雅言是基于语言审美层面而言的，而文言则是基于语言表达形式层面而言。二者不是一回事。但古代文言中有大量属于雅言成分，古代雅言中亦有大量文言，但雅言不尽是文言，也有文白夹杂的语言形式。三是雅言不等于是书面语。书面语是与口语相区别的。但雅言是书面语与口语的结合。比如明清时期的文人小品，与唐宋时期的文人散文，就有明显的区别。明清的文人小品，也即明清散文中，带有较多的方言口语成分，已经属于俗化的文学了，但这仍然属于雅言范畴，丝毫不损于文学之美。汉语言之美，即是它以独特的文字和语言，创造了字形美、音韵美。而汉语之美的极致即是雅言。古代在使用文言的同时，亦大量存在方言俗语，也即白话。故古代的白话文学，比如白话小说、传奇、侠义小说等，基本属于半文半白或文白夹杂的语言形式，但在我们今日看来，仍然属于雅言范畴。
　　白话文非始自民国，但是民国时期，白话文开始取代文言文，成为官方文字。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白话文本身，而在于白话文的权力化、官方化、标准化和模式化。白话文一旦权力化，即成为一种经过官方通行的文字形式，权力化和官方化之后，即使是白话文本身，也失掉了它作为语言本有的特性，比如，在日常的白话文中，我们很难看到具有大量方言俗语特征的文字语言，即使是在文学作品中，也很难见到了。鲁迅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也是汉字拉丁化的积极鼓吹者，是文字改革的健将，鲁迅和当时一批激进分子欲以当时一种新创造的世界语改造和替代汉语，但最终未能通行。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要对汉语的衰败负有严重责任。但是鲁迅又是一个现代汉语文学的伟大贡献者。鲁迅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主要不在于他的思想，而在于他的文学语言。
　　如何认识鲁迅的文学语言之美呢？研究鲁迅，一定不能将他与文学语言相分离，而研究鲁迅的文学语言，一定不能与他的绍兴官话相脱节。鲁迅成功融合了古代文言、现代白话、绍兴俗语、浙江官话，要实现这种融合，并不是十分简单的。没有扎实的汉语言功底，不可能达到此种境界。当然，现代汉语革命的先驱还不止鲁迅，更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另一个是与康、梁打过很多交道但最后又分道扬镳的王照。鲁迅只是现代文学语言的先驱，但还不能说他是新时期的语言先驱。先驱一定是具有开创性的人物，既承前启后，更是要有一种获得历史性公认的创举。在这方面，非梁启超莫属。那么梁启超的语言贡献在于，开创了近代语言语体的先河，即“政论体”与“报章体”，说近代“政论体”与“报章体”是梁启超一人开创的并不十分确切，但梁启超是此中的杰出代表。梁启超的语言革命对整个民国时期的国、共两党及北洋政府士人群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在后来中共高层中，一度掀起了一股梁启超热。梁启超的文章语言，纵横捭阖，纵论古今，将凌厉恣肆的语言融于其伟大的爱国情怀之中，从而给人气势磅礴、俯仰古今之概。但是，说梁启超是现代白话的先驱又是十分不恰当的，因为从文化背景来说，梁启超与“五四”知识分子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甚至，梁启超与“五四”之争，构成了民初文坛的一大奇观！从梁启超具体的文体形式来说，基本仍然属于文言体。但梁启超伟大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继承了文言体，而在于改造了文言体。但梁启超并非用现代白话改造了文言体，而是一种新的雅言。尽管梁启超的文体属于“政论体”与“报章体”，但“政论体”与“报章体”只是一种应用文体，而不是对其语言的一种原理性或本质性的概括。仍然可以说，梁启超文体革命的影响是文学乃至哲学层面的。故此，说梁启超开创了中国“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这是基于文学层面的。文学并不是基础科目，而是延伸性科目。我这里所说的文学，非今日之纯文学，乃文字、文体之学之统称，或曰“文章之学”更为恰当。
　　五四运动与左翼联盟的成立，让中国的文学革命大踏步向前，但另一方面，也让中国的文体革命走向了衰退。此种影响，在后来的大跃进和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汉语的雅逸之美，被破坏殆尽。而80年代以后，西方文论、哲学思潮的进入，中国掀起了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浪潮，西方哲学被大量引进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学院派中，曾一度掀起福柯热、德里达热、海德格尔热、马尔库塞热、哈贝马斯热等等，这些西方翻译著作的引进，让中国的汉语言又开始了西方化的迈进，汉语虽然摆脱了文革的权力话语模式，但又进入了西方的学院式话语模式之中而无法自拔，语言的妖魔化，在中国的学术界一度盛行。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西方翻译著作的引进，而在于翻译者本身汉语能力的衰退，翻译者对汉语进行了西方语言生硬地改造。事实上，翻译文学对中国汉语文学的正面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重要体现在佛经的翻译上，佛经的翻译，大大丰富和改造了汉语，但主体仍然是汉语。而现代翻译著作的引进，走向了反面，不但没有丰富汉语，反而使汉语急剧衰退。
　　汉语言的急剧衰败，是民国以后的事。但汉语言的衰败，并不始自民国，而是早在蒙元时期乃至更早，蒙古人入主中原，推行汉化政策，但同时也推行全面的奴化政策，对汉文化进行全面地胡化改造，这一改造影响到了汉语，或者说，影响最大的就是汉语。中原官话被大量蒙古化，最后使得汉语不伦不类，以至于形成了现在的所谓“北京话”的雏形。北京话最后成为今天的普通话雏形。然而，当我们了解了北京话的来龙去脉之后，便知汉语在今日的衰败之象了。
　　当然，今日汉语言的衰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以北京话为代表的普通话。普通话本身并不是罪魁祸首，普通话只是一个通行的称谓而已，古代也有普通话，古代普通话也叫共同语、书面语，接近于全国通行的官话。当然，自古及今，普通话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几乎每个时代，普通话的语言基础都不一致。明清时期的普通话或官话，并不是北京话，而是以南京话为主体的江淮官话；蒙元时期的普通话是被蒙古语或阿尔泰语化的中原官话，而中原官话主要以伊、洛地区的方言为主体。
　　五四以后的现代白话文以西方拼音文字为基础，西方拼音文字是多音节文字，一个字可能有多个音节，而汉字是单音节文字，一个字只有一个音节。故此，西方多音节文字只适合于以拼音为主的语言文字，而不适合于中国的汉语。那么，现代白话文要向西方拼音文字学习，就必须要改变古汉语的单音节，而增加大量的不必要的助词、副词和虚词，这些助词、副词和虚词，是造成现代汉语冗长、累赘、繁复并且失掉古语语言韵律美、节奏美的主要因素。比如，我们说吃饭，现代汉语说“你吃饭了吗？”古语说“饭否？”简洁、生动、明快，且一字表多意。省掉了不必要的动词，或本身即以名词表动词。古语中的“饭”字本身就是一个词或词组，是一种文言和书面语，但它表达的意思在口语中是千变万化的，甚至可以有几十种意思。而且，古汉语中，一个字即可能表示了多个读音，因为古汉语最开始是多音节词，后来随着文字的复杂化以后，多音节词逐步变为单音节词，“饭”字后来则成了一个固定的读法，这样，文字与文字之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语言。书面语与口语开始截然形成两套系统，即口语是口语，书面语是书面语。
　　拼音文字的优点是，易识读，而汉语不易识读。但拼音文字的缺点是，意思简单，一个字或一个词意思相对单一，而汉语则丰富而复杂。古代的韩国人、日本人都可以写汉语，用汉语进行交流，这里的汉语是指书面语，但它的读音则是截然不同的。就像中国各地的读音，广东人有广东人的读法，浙江人有浙江人的读法，苏州人有苏州人的读法，四川人有四川人的读法，但不论读音怎么变，文字是始终不变的。汉语言文字在漫长的交流中形成了两个体系：一类是文言，一类是白话。文言与白话的根本区别在于实词与虚词。文言基本由实词构成，而白话则有很多副词或虚词。故此，白话的语言长度大大增加。但在古汉语的白话体系中，白话还是受了汉语体系的较多约束，虚词尽量减少。但口语中的虚词则很多。书面语、文言共同构成了雅言，但事实上书面语中也有大量白话的出现，如此，则将白话中较为精炼的部分也称为雅言。比如《水浒》中的语言已有很多白话，但我们今天来看，则仍然是雅、白相杂的语言。
　　自古书面语与口语区别一直就很大，“五四”之际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白话文尽最大程度与口语接近。由于引进了西方语法，比如“但是”、“如果”、“而且”等虚词和副词，一句话的语词拉长，语言之间的连接，必须靠虚词来完成。由于要与口语相接近，所以一些汉字便固定下来，比如古代的“吃饭”或“饭”，便由“吃”字来代替。“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表面看与口语接近了，但实际正好相反，与口语拉开了很大距离。“五四”以后的权力化运动，使得权力对文字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干涉，也即形成一种标准语，而标准语又是由书面语来体现的，那么对于现代人而言，口语与书面语便很接近了。而在今天语言体系相对比较独立且保留有部分古语成分的粤语中，说吃饭仍然还用“饭么？”这是比较接近于古语的口语。再如说“太阳出来了”，粤语说“日出”，短短五个字的一句话，现代普通话就比粤语多出了三个字，这说明普通话表达能力的下降。“五四”以后，官方以行政化、权力化的手段使得书面语标准化和模式化，必然丧失掉书面语的本质。而古代的官话，官方只有推广的权力，但没有规定使用或不使用什么语言的权力，现代书面语使用什么语言则只能由官方规定，民间的语言运动最终都被官方所替代。脱离了民间的润泽，汉语自然丧失其丰富性和生动性。
　　需要说明的是，书面语和口语并不是判断是否雅言的根本标准。正如前所述，古代书面语并不等于雅言，口语也不等于就没有雅言的成分。诸如“饭么”这样的语言，并非是古代书面语，而基本属口语范畴，而“五四”之后，这样的口语被书面语化，这样的书面语化，恰恰不是被雅化，而是被统一化、模式化了，丧失掉了汉语的内涵。
       有人说讨论雅言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雅言本身的内涵当然复杂，因为雅言随历朝历代的变化而变化。周朝的雅言，在周朝以后就基本消失了，现在只零星存在于今天陕西宝鸡东部的岐山县一带。秦汉以后的官方语言中，几乎很难看到周朝语言，但是，在民间的口语和俗语中，却能看到周朝语言。秦音也是如此。在今天的陕西、甘肃部分地区，还依然保留了秦音的成分，但是在今天的书面语中，却看不到任何秦音的成分。所以，此处所说的雅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雅言，不等于普通话或书面语，恰恰相反，真正意义上的雅言，是融合了大量口语或民间俗语成分的语言。雅言本身的成分虽然很复杂，但是雅言的消失，却又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根本在于“五四”以后，权力意志的作用，使得现代白话文和西方拼音文字取代了古代文言。白话文取代文言本身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现代白话文并不完全是白话，而是标准化、模式化的所谓现代书面语，这与汉语的本质大异其趣。
　　既然雅言没有了，那么还有高贵的文学吗？当然没有。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文学的高贵，首要在于文学语言的高贵。文学之美首要体现在文学语言之美。文学语言不是文学的形式，而是文学本身。文学语言体现为两方面：字义和字音。字义和字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既有同，也有异，二者不可分离。有字义而无字音，则不能言文学。文学语言本身是由音和义两方面构成的。音和义本身也构成了汉字的审美。音是音律、音节、音符，义是意义、涵义。现在我们将文学几乎完全等同于了字义，却忽视了字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偏差呢？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方式和古人已然发生重大变化，或曰已然出现严重衰退，就是只注重阅不注重读，阅只需默念即可，既然是默念，则只需注重字义，而不必要注重读音，既然不注重读音，则不必要去注重字的音律，而没有了音律，汉语的表达能力自然便不完整了。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形成的。要知，文学之所以体现为文学之美，首要即在于其语言所表现的音美或韵美。这便是古代韵文所追求的要义。所以，古人作韵文，首先必须通音律，通音律的前提即是明句读。句读是通过文章音节来体现的，是调节文章节律的必要内容。如不懂文法，不通音律，则不能明句读。故此，古人读书第一步即是句读。句读是最基本的工夫。句读靠什么来实现？靠读书。我所说的读书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默读，而是要像古人那样用声音读出。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因为只有用声读出来，才可锻炼音律工夫，也即才能训练句读。句读不解决，便不能通音律，不通音律，便不能作文。更为关键的是，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汉字，认知汉字。认识了汉字不等于了解了汉字。
　　故此，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是对于包括作家、书法家在内的文字工作者来说，必须要解决二次识字的问题。所谓二次识字，即是在现有识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进行再认识。如何认字？认字不是默认，而是要靠读音来认。通过读音认字，或者注重汉字的音，比单纯地从字义去理解汉字，远要丰富得多。这两方面应该结合。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语言学问题。文学创作，不解决这个语言问题，便不能创造生动的文学语言。比如，文学作品中描写小溪中的水很清，我们经常用到的词汇便是“清澈”、“清凉”、“清泠”、“清冽”等，但是在古汉语中，描写溪水清的词汇可以多大几十种，而且有些字是很不常见的，而我们现在用到的词汇，也就是三五个，甚至只有一两个。再如描写一个看的动作，今天的文学白话中，基本就一个看字，最多在前面再加一个动作，但在古汉语中，光描写看的动作的词汇也大几十种之多。不能因为今人不知道而说不存在这些词汇。再比如，“八”字，如光看字面意思，便知“八”乃数字之义，但实际上“八”字本义乃是“别”的意思，“八”，别也。这是《说文》的解释。但是，光靠字义本身是不能完全理解“八”的内涵的，还要从音节来认。“八”与“别”的声母都是“b”，再看“分别”之“分”，“分”，古不读fen，而读ben，与“八”、“别”同声母，这是汉字的衍音性造成的。若不通音律，则不能很好地理解汉字之演变。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把文学都当韵文来读，而且，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韵文的时代了，今天的文学，再去写古代那种韵文，无疑是过时的，不能适应今天的阅读审美习惯。文学创作用白话文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将白话文简单等同于标准化、模式化的书面语。所以，今天的文学创作，更重要是研究文学新语言的问题，也就是文学创作，如何体现汉语本身的传承性与创造性，研究如何将文学的语言美和思想美结合起来。语言描写功过关了，才能算合格的文学。可是，今天的文学创作，大都沉湎于叙事，或沉湎于西方现代派小说或先锋小说的语言迷宫，以西方化的语言来写中国的小说，让人感觉还是在玩技巧，但真正的语言技术又不过关。一部好的小说，只有真正将人物塑造透了才能算合格，而塑造人物的最基本功就是人物白描，这就像画人物画，如果线条工夫不过关，则人物造型不过关，造型不过关，则人物就没有气韵。可是，今天的小说中，有多少真正具有巴尔扎克、莫泊桑、鲁迅那样的描写工夫呢？文学是一部人学，没有对人的描写与塑造，谈不上真正的文学，今天的文学创作，之所以难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之作，不在于故事不精彩，不在于没有新的表现手法，而在于语言工夫不硬，在于人物描写不精彩。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文学和过去二三十年代的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比如茅盾的小说，茅盾虽然在文学创作观念上有他的左的保守的一面，但是，茅盾的文学工夫是极为过硬的，茅盾描写人物，尤其是对女性的刻画，可以说达到了传神的地步，这一点，在当今中国的小说家中极难做到。那么要做到人物刻画的传神，最基本的就是语言工夫。语言工夫不过关，塑造人物势必捉襟见肘。所以，中国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对汉语的发挥，扭转汉语审美。汉语审美不扭转不提升，中国文学没有根本出路。现在很多小说中的文学语言，已经极为堕落不堪，比如所谓的性描写，比黄色小说还恶俗，如何将性描写发挥得没有淫秽的感觉，这是考验一个作家文学语言工夫的依据之一。我现在为什么基本不看当代的文学作品了，是因为我阅读现在的文学作品没有美感，只有快感，或者是追求故事的快感，或者是追求肉体的快感。没有美感，就是因为文学语言缺乏美感。
　　音节与音律的问题，不单关涉文学，而且还关涉书法。文学与书法，都是以文字为载体，都离不开汉字。文学如此，书法亦然。文学表音和义，书法表形。事实上，书法也离不开音和义，书法的文学性，当然是通过所书写汉字的义和音来表现的。而书法的节奏本身，即是所书写文学内容的句读，行草书尤其如此。行草书创作，必须要体现其所书内容的句读，一个句读，体现在书法上，就是一个节奏，比如“缤纷”是一个词组，在书法上也是一个节奏点，以“缤”为始，以“纷”为终，如果书写行草书时不注意这个节奏，或是打乱了这个节奏，那么可以说，这幅作品是没有章法的，没有章法，就是没有文学的节奏和韵律，也就是没有文学内涵的作品。所以，看现在的一些草书创作，虽然草法似乎也不错，但却节奏混乱，表面看是一个节奏问题，实际是不通文法，不懂汉字表现。既然节奏混乱，当然不能算是成功之作。但古人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比如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便体现得较为典型。几乎每一句都是一个大节奏，而每一个词组，又是一个小节奏，每一个情感段落，便又是一个分节奏。这种节奏，便是书法的韵律。行草书是必须要讲究韵律的。但这种韵律，并不是想当然的随意发挥。
　　既然汉语言如此衰败，则以汉字为表达载体的书法也必然衰败。此种衰败，于民国时期是一个绝唱，民国书法既是高峰，也是绝唱，是一曲挽歌。民国书法的绝唱也缘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让中国人的汉语和汉字审美能力急剧下降，自然对书法的审美能力也急剧下降。只不过，五四前后，一批文人挣扎于文字的边缘，比如鲁迅、胡适、钱玄同，他们既是文学巨匠，文字巨匠，又是文学和文字革命的急先锋，由于他们的偏激与激进，让中国的文字一度陷入深渊。故此，民国以后，走向衰败的汉字审美，还能有什么真正的书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