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流派划分状况

　　在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很多人往往按照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来划分其思想立场和思想流派，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如按这样划分的话，那么我将属于为宪政主义者，但是这仅仅只是我的一个政治理念而非思想立场，事实上，我的政治理念还有很多，当然，宪政主义是我的一个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一个政治理念，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我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
　　在对待和区分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的时候，国内思想界往往显得比较混乱，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者本身思想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混乱，如冼岩、康晓光、萧功秦、何新等人，二是思想者在对别人进行思想立场与政治立场划分的时候，常常陷入混乱状态。这一点如冼岩等人，冼岩等人在给别人划分思想派别的时候经常乱扣帽子，动不动就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给别人扣上。在冼岩的言说里，似乎只有“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分，而且这两派也是水火不容的。而相反，另一思想者王思睿先生的划分则显得相对理性得多，也符合客观事实。在冼岩式的论调里，凡是追求宪政民主、追求自由价值观、追求市场化论调、追求效率至上的都属于“新自由主义”派，而凡是代表底层民众、追求社会公平、维护当下政治现状的人都属于“新左派”。这样，无论是追求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人，还是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何新，以及持自由主义言说的李慎之、王思睿、刘军宁、朱学勤、王怡等人，都通通属于“新自由主义”派别。当然，冼岩这样划分的时候，也将自己归入了“新左派”之列。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学理上讲还是从当下中国的现实上讲，“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冼岩所涵括的那样广泛，“新自由主义”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派别，它是西方欧陆自由主义及奥地利古典政治经济经济学派的一个现代变种，它本身与政治层面没有多大的指涉。当然，西方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本身也包含了政治学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对待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信徒时，不能够将其经济理念与政治理念挂钩。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主张来说，“新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强调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而反对国家主义、政府主义。这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精英阶层的经济诉求，当然也隐含着其政治诉求。但是，这一经济诉求并不能代表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
　　在对我的思想与政治立场进行划分之前，我先将中国的思想状况进行一个总体的概括。前面已经讲到了“新自由主义”。我再针对中国思想界的总体状况，简要论述一下中国的思想派别。从大的方面来划分，主要划分为两大派：左派、中派、右派。这是最简单最笼统的划分，如果再细化一下，那么威权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威权主义、新保守主义等，都应该归入右派范畴，而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都应该归入中派这一范畴，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等属于“左派”或“新左派”一类。当然，我上述的划分只是按思想界的一贯划分，实质上这种划分并不严格。而在上述这左、中、右三大派别划分中，国内思想界又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大阵营。自由主义本身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自由主义包括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学派）等，狭义的自由主义仅指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而我们一般所说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主义，不包括新自由主义，而“新左派”所则往往将纯粹的政治自由主义者混入到新自由主义当中去，这是有其目的性的划分。
　　那么，在上述这种划分思路下，作为纯粹的自由主义（也即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应该包括李慎之、朱学勤、刘军宁、秦晖、徐友渔、许纪霖等，以及非学院派的王思睿、王怡、何家栋等人。而诸如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市场经济学派等则显然不属于自由主义派；“左派”以及“新左派”则主要以汪晖、韩 海、萧功秦、何新、崔之元、冼岩、甘阳、康晓光、王绍光等人为代表，当然，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两派阵营中，里面也有一些人其本身的政治思想立场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何新在1990年代前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0年代以前的何新是属于新启蒙主义派，而1990年代以后的何新则成为了新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代表，其政治立场显然由右或中右转向了左或中左。
　　在论述了国内思想界的大致状况之后，再谈一谈我的思想政治立场。严格来说，我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若按照王思睿先生的具体划分，我应该属于中派，或是中派偏右。因为，在我的政治思想里，第一我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是第一追求政治自由、政治民主、宪政民主，具体一点就是追求宪政民主条件下的自由的公民权利，此是其一；第二我的社会思想首要一条就是追求社会公平，这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追求市场化反对社会公平的经济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在我看来，追求自由民主与追求社会公平是完全可以调和的，而并不是如左派和右派所说的那样绝对对立。因为，一个宪政民主和自由理念的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社会公平的裁判者和协调者，而一个追求自由主义的思想者本身也是社会公平、公民权利与社会自由的呼吁者，如果连社会公平这一最起码的社会价值尺度都没有做到的话，又何谈自由主义呢？自由主义者所要建构的就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国家和社会，而如果只有效率，而没有平等，又何谈自由呢？所以，无论是某些右派的坚持自由主义就无法坚持公平也好，还是某些左派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拒绝坚持公平也好，总之一点，我是自由与平等的坚定拥护者与呼吁者。其三、从经济思想角度说，我坚持市场化，坚持经济自由化，特别是坚持土地私有化、市场化，反对国家化、反对公有化，尤其是反对那种打着公有化和国家化的旗号大肆剥夺公民社会权利与财富的做法，中国所谓的国家化、集体化和公有化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化、集体化和公有化了，而是打着国家化、公有化和集体化的旗号的一种私人化分赃（请注意：私人化和私有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指社会财富为少数人所拥有的一种社会制度，而后者是指社会财富为社会全体公民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社会制度）。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所坚持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不是无限制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而是宪政民主思想和法治思想指导和规范下的市场化，无论是房市还是股市，乃至于其他市场，都需要宪政民主思想及法治的规范与引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既与吴敬琏、厉以宁、汪丁丁等市场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立场一致，但是又不属于纯粹的市场学派，或许，我与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更为吻合，即倡导宪政主义规范下的市场经济。当然，我的立场除了坚持社会公平这一基本原则与“左派”和“新左派”相同之外，基本上与“左派”和“新左派”背道而驰。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第一、我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第二、我是一个坚定的宪政主义者；第三、我是一个坚定的市场化改革的拥护者；第四、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公平呼吁者。自由、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思想诉求，宪政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市场化改革是我的最基本的经济诉求，社会公平是我的最基本的社会诉求。在政治立场上，我既不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政治激进主义者，而是倡导在现行的政治伦理及现行的政治语境下，推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行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反对暴力革命，推崇法治主义原则，确立法治主义原则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政治理念上，我坚决反对以康晓光等人为代表的儒家“仁政”指导下的教化式的国家主义政治伦理，坚决反对极权政治和威权政治，但是在文化路向上，我赞成回归传统文化，强调以传统文化为纲来整合现代文化资源，以重新建构新型的文化形态，所以，在文化上，我属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