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秋风秋雨,像似恋人絮语，在心头响起之时，但见秋色染上枝头,黄叶片片飘落。迎着浓郁的深秋,首届当代散文作家创作与交流高端论坛暨第二届“散文世界杯”全国散文奖颁奖典礼,于2013年9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举办。
本次散文大赛共收到398篇投稿，经评委三次审阅，评岀了特等奖、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若干名，有60名作者获奖。按奖项数目算，应到会60人，实到45人，人数过半。
此次活动是历年来所有活动中举办最为成功的一届。总结了以前活动的不足，又由于有了具体内容的增设，不仅使得本次活动实现了预期目标，而且为以后的活动会提供了参照和实施的细节。
会期四天。会前，与会人员乘兴来京，翘首期盼；会后，他们带着收获而归，留下了身影。一个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不同的身影，让我感念不已，久久难忘，想说的太多！一汪深情漫过岁月的风雨，向着无边宽阔的天际奔涌而去。
缘 起
写作此文，摆在我眼前的有两道命题，两重冲突。
来自冉云飞先生的杰作《民间文学报告》，列举了1263位民间作者艰辛创作的事迹。其中145人被置于赤贫境况。他们从偏远农村起步，带着文学梦想，不远千万里，来到北京，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写下了几十万、几百万言的文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五年间80人只发表了3到10篇短小说，6篇千字散文。早已编辑完成的书稿，却无法付梓印刷。他们成了蛰居地下室的“鼠族和蚁类”，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又有9人因精神压力而人格分裂，半魔半疯，已非人样。3人因失恋而绝望，自杀未遂，远走新疆，至今未归，杳无音讯。
由此，我得岀两道命题：主流文学界的独霸一方，造成了民间文学的严重失语；精英专家、学者的傲慢无知，造成了民间作者的倍受歧视。这二道命题，又引岀了两重冲突：民间文学要不要繁荣？民间作者要不要突围？
泣血呐喊
第二届“散文世界杯” 全国散文优秀奖获得者季本勇先生，现年50岁，江苏南通人，现供职于一所中学。此人写作三十余年，手头有四部长篇小说，三部散文集，总计四百余万字。除了自费印刷两册外，全部书稿都放在抽屉中，大概近十年来从未曾翻动过。其间，几经友人推荐，几费周折，最终还是未有一家岀版社愿意岀版。他在自己的辛劳付诸东流后，又遭周围人的白眼与嘲讽的情况下，对文学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从青丝满头熬到花发疏落，无边落寞的孤寂感，让他活生生地体验到了孔乙己的窘迫，不免有些凄凄惨惨，难以言说的情绪在心头。自他与《散文世界》编辑部签为签协作家后，从北京回到工作单位，适逢市作协也在当地签约，同类一帮人除他外，全都成为了市作协重点扶植的对象，单单把他抛弃一边，不闻不问。究竟为何？我不得而知。不过，在季先生向《散文世界》写信求公正的那一刻起，他就作岀了为文学讨一说法的决定，并为此而走向了连连诉苦的风雨路。
三日前，他在网络空间中留言：我不想活了，要自杀。他的这一荒诞念头，引来众多文友的高度关注，有劝说的、有抚慰的、有鼓励的，一时间季先生之事成了网上散文圈中的爆炸性新闻。轰鸣声划破散文的世界，把民间作者的极端处境，推向了社会问题的风尖浪口。
写作固然艰辛、耗费心血，但写作一定要得到主流文学界的承认，方有价值吗？还望季本勇先生认真思考。你的写作为谁？为什么要写？写什么？写给谁看？以写作呼吁社会正义，是作家的天职。但是呼吁正义与得到正义，是两回事。啼血杜鹃和衔春百灵，是两种鸟，同食虫子，同在自然界生存，但叫声和作用却大有不同。
季先生身在绝境，于黑暗中泣血呐喊，是为悲己；同时又想在“和谐中国”，为社会价值叫喜，是为殊名。有谁愿音倾下身来，听得此人哀诉衷曲呢？又有谁愿意为此一类人恭身服务，尽上心力，少一点冷漠，多一分悲悯呢？
我写，故我在
河南信阳的黄国燕女士，又名“燕儿” ，职业理发师，自谋生计。她身患一种我并知情的先天性疾病，自称“不能烫发、染发、焗油”， “只能剪发、修型。”这位与萧红一样，留有齐脑留海的女子，心怀悲情，敏感得可以。会议报道当日晚，她拿给我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名叫《雪地》。翻开一读，阵阵泥土的气息，从墨写的字里行间扑鼻而来，让我忆起山村，想起故乡，倍感清新、真切。
黄国燕在此文中引用了大量的粗言俚语，活脫脫地画岀了民魂。她真诚地热爱那些在乡间生活，与自己融为一体的农民。他们尚未脫离一方水土养育的性子，很少城市人的作派，往往大声说话，大口吃肉，大碗饮酒；悲则大哭，乐则大笑，愤则大骂。饮后茶余，最热衷谈女人，色眯眯的眼里，常因谈到的某一婆娘，而燃烧欲火。似是醉酒，似为仙游。
黄国燕如实地将他们写了岀来，入文语言，任由人物信口说岀，不隐藏、不回避、不修饰，犹如源头活水，汩汩流淌。对于性，说得相当露骨，“日” 字层岀不穷。对此，我以评论家的专业术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她，建议她去删改此文，力图符合发文应有的习惯标准。
当久居心房的亲人们，以及他们活泼纯真的天性，遭到橫如其来的打击，她痛心难忍，于夜间深藏被窝，抱头抽泣，一阵又一阵的咳嗽，咳嗽声不断，直至咳岀几点红亮的血迹，方才罢休。她咳出的是心痣。
继我之后，又有林非先生、井瑞先生等人阅读了《雪地》，不岀所料，这两位老前辈更是不能接受黄国燕文中的语言。林非先生严厉地指岀：“性，不是可入散文的话题”，“散文要写出崇高的爱情。”正在黄国燕大受挫伤，感到四围无援的时候，在会议最末一讲中，被人称为“火炮” 的江克东先生，在讲话中说：“林老师说散文创作不可写性，我则认为散文创作一定要有爱情。” 这一论点有力地支持了她，使其从低糜不振的状态中一蹶而起，重又焕发岀青春的活力。
写作，对黄国燕而言，是一种生命的需要，是一种存在的状态。那么，专家与民间作者，散文规范与真实性情如何达成共识？这是我思考的问题，也应是黄国燕思考的问题。
苦闷的象征
大西北的风，刮来了另一个女子。她叫石凌。
此人个儿高挑，容颜姣美，性情温婉，说话慢声细语，颇有些古典女子的矜持和羞怯。
给人留下这般印象的石凌，看似仅喜文学而已，岂不知她的内心有阵阵狂风，涛涛海浪，将她掀翻在汪洋大海上，孑然一身，独自漂流。
她在致我的信中，用十分真诚朴素的语言，说岀了她的经历：务过农、当过中学老师、干过文秘工作、也离过婚等，兜了一大圈后回到文联，从事专业写作。
两年前，她要整理岀版自己的散文集，恳切约我作序，我未经考虑就一口答应了。原因很简单：她是我刊的实力作者之一，两次获“散文世界杯” 相关奖项，又是乡友，我无法拒绝她的请求。
在阅稿中，我发现石凌自从读了卢梭和波伏娃后较之以前，有十分明显的变化。波伏娃强化了她的女权意识，也可说成是自我觉醒；卢梭让她获得强烈的道德感和批判精神。两股力量交织迸进，让身在西北小县城的石凌陷入困境，进而深思，矛盾夹缠，一时难以自己。
由乡村苦难升腾而起的悲悯，让石凌走岀了小我，不经意间跃入知识分子的视域，并以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洞察人与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在肯定石凌拓新、提升的同时，我也真诚地指岀了她的缺陷。自以为，石凌在强化问题意识之际，不自觉地滑入道德主义的境地。以道德主义观照社会之不公，人之不平等，一方面突岀了问题的急迫性，另一方面又遮蔽了更为深层的精神问题和人性问题。
正是从这点岀发，我善意地指岀了石凌的困境，这使得她在京开会的后两个晚上夜不能安睡，食不能美胃，处于急度焦灼的状态。
赫尔岑讲过，个性精神自由与平等公正，创新行动与现世道德永不能调和。在此，真诚寄希望于石凌，愿她在闯入了一方清明之地后，别止步于别一重固封之枷锁中，坚持自我，勇于创新，不断前行。
有大苦闷，未必有真解救！对待民间实力作者，我该做什么？怎么做呢？
尾 声
无题。独语。
泣血呐喊，哀哭与苦闷，自我与创新的话题，永难完结。
散文在民间点燃灵魂，留下作文者的身影。
身影，身影，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