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古神话的几个学术命题

文/朱中原

一、总论：关于上古神话与原始崇拜研究的学科问题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缺乏神话的民族，而中国神话中又以上古神话最为突出。可以说，中国的神话故事中，大多以上古神话为变体。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与地处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有相似之处，即中国的一部信史，大多与上古神话史密切相关。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古史辨派和疑古派的兴起，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史学家对先秦及两汉文献提出了诸多质疑，并进一步对中国上古史提出了质疑。在疑古派学者看来，中国的上古史基本上是一部由神话传说构成的历史，因而不是一部信史。甚至对司马迁《史记》这样的信史也提出了质疑。

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复兴，上古神话中的部分记载已经被证实为信史。也即是说，上古神话与中国上古史之间存在部分重合之处，这已无疑问。

问题的关键是，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单靠考古学是无法完成的。也就是说，上古神话中，有些可以通过考古学来证实，有些则不能通过考古学来证实。但是，不能通过考古学来证实的上古神话，不能说就不是真实存在的。故此，上古神话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不主要通过考古学方法的哲学命题。因为，上古神话体现的是中国原始先民的哲学与精神层面的问题，这些原始的哲学命题，必须要用最具有原典性的哲学方法才能获得研究的突破。当然，至于如何证明，则是具体学科的事情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哲学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所有学科思维方法的总提升与总汇集，它不是所有学科知识与方法的简单汇总。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研究上古神话与史前人类的精神思维，不能用成年人的知识理性与工具理性思维去研究，而必须要使自己的思维回复到像三岁小孩的思维中去。三岁小孩的思维是一种天真的思维，但同时也是一种最具智慧的思维。人类的智慧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思维，人类文明的演进也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思维或进化论的思维。这里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即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人类社会的演进遵循的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模式，它是由社会制度所构成的，这种社会制度，则由支配人类理性思维的思维体系构成，比如儒家思想与文官制度的演进等等。但是人类文明却是另外一回事。文明的概念不是越理性越好，或者说，人类文明有时往往与政治层面的大一统、经济层面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成反比状态的。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从政治与社会层面来说，他是以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取代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以先进的政治制度取代落后的政治制度，以先进的军事制度取代落后的军事制度。而且，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统一了语言和文字，也即废除了六国文字，并产生了新的秦体系的文字，并进而形成了新的华夏语言文字体系。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六国语言文字的消亡，对于文明本身来说，却是一种莫大的损失。比如，曾经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楚文字，就消失在秦帝国的铁蹄之下。楚系文字在中国文字的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从大量出土的楚简帛书中可以得到印证。所以，有时，政治层面的统一，往往可能是文化层面的倒退。

再如曾经光耀全球的古埃及文明。古埃及文明的诞生，往往与古埃及人最原始的哲学思维相关，也即是说，古埃及文明诞生于古埃及人最原始的哲学思维。这种哲学思维与古埃及人的宗教观、天文观、艺术观、数理观紧密相联。它其实是一种极简单又极复杂的思维。这就如数理学中的一二三、加减乘除那样简单和复杂，这是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就能搞懂的问题，但却又是许多成年人搞不懂的问题。古埃及人发明了最早的历法，这种历法与中国夏朝时期发明的历法有诸多想通之处。埃及古代的历法，是根据尼罗河河水泛滥和对天狼星的观察而发明的。在古王国时期，当清晨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升起时尼罗河水就开始泛滥，所以就把这一天定为新年的第一天。埃及人把一年分成12个月，每个月30天，年终增加5天作为节日，这样每年365天。但是，这样每年差1/4天，120年就相差1个月，1460年后才再次回到同一天。埃及人把这个周期叫天狗周。因为天狼星在埃及叫天狗。这与我国夏朝时期的天文观颇为相通；古埃及人用象形文字来作为它最原始的文字，这与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也有诸多相通之处。古埃及人用最为简单的数理知识和几何知识，构建了极为复杂的金字塔，这与中国人最早用极为简单的数理和几何知识构建了象征中国人天文地理观的八卦。八卦的产生其实并不是源于中国人先进的生产力，而恰恰是源于中国人落后的生产力以及对自然世界的混沌的认知状态。但是，这种混沌的认知状态却让早期中国人产生了用八卦的数理观、天文观和地理观来认知世界的方式。

但是，埃及文明的精髓又毁灭于战争，位于地中海的希腊人的入侵，使得古埃及文明遭到毁灭。先进的文明往往敌不过文明稍逊于古埃及的古波斯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阿拉伯人。古埃及文明毁灭之后，入侵的波斯、希腊和罗马军队，又将古埃及文明的种子移植到了古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并与自身文明结合，形成了伟大的新型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这就如满清入主中原一样，既在一定程度上毁灭了汉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发展了汉文化。文明往往毁灭野蛮者的铁蹄之下，而野蛮人又往往延续和享受着这种掳掠来的文明。古今中外皆然。

可以认为，古埃及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对包括欧洲、亚洲在内的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古埃及的原始宗教与神话崇拜，进一步影响到了古希腊的神话，古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与古埃及太阳神在性质和功能上就有诸多相通之处，古埃及的人像雕刻艺术也影响到了古希腊的雕刻艺术，而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又进而通过中西丝绸之路的传播，进而影响到了中亚、中东及中国的西域及中原地区的造像和绘画艺术。因此，可以说，古埃及人的思维方式应该说具有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根据现有的考古来看，古波斯出土的刻画有太阳神和丰收女神形象的波斯银碗，与古希腊的太阳神和丰收女神具有某种传承的关系，而这些都极有可能源自于古埃及原始的太阳神崇拜。因为埃及人是全世界最早意识到用系统的哲学观、宇宙观与天文观去思考自然的人类之一。

上述例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研究上古神话，必须要用人类孩童时代的思维去研究他们的神话思想及其变异，必须要用感性和超验的思维方法而不是极度理性的思维方法去研究。这个问题必须要涉及到哲学问题。而且必须要意识到，哲学问题甚至是无法用具体的学科思维方法去进行实证的。胡适那一套实证主义方法，只能解决具体的学科问题，但不能解决哲学问题。哲学问题不需要论证。但是，智慧的哲学一定不是伪命题。

比如，关于中国原始诸神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曾经争论很大。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家何新就曾提出，中国原始诸神起源于太阳神崇拜。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争鸣。何新也因其《诸神的起源》一书而被列为影响当代中国文化的著名思想家之列。何新的突出贡献并不在于他论证了中国的原始诸神起源于太阳神崇拜（事实上，何新所谓的诸神起源于太阳神崇拜也并不是正确的，太阳神崇拜只是诸多神话崇拜之一，而且太阳神崇拜不独中国有，而是全世界民族的一种原始神话崇拜），但是何新的突出贡献是，他对中国的上古神话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美学和哲学的构建，也就是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人原始的神话崇拜建立起了系统的美学体系，这一点，是学术界其他人无法轻易做到的。何新的思维方式，显然要高于学术界其他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何新所提出的太阳神崇拜就是正确的。在我看来，何新提出的哲学命题是真命题，但他的论证方式却存在问题。何新打破了用简单的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方式来解决上古神话的问题——尽管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为先进、最为科学的方法，何新用的是古音韵学和古词源学的方式去考证上古神话，比如，他从词源学和音韵学角度论证了中国的人文始祖伏羲是太阳神，黄帝就是太阳神的化身，而伏羲之妻女娲则为月亮神，并将太阳神伏羲与月亮神女娲建立起了一个以太阳神为核心的原始神话谱系。在他看来，黄帝的“黄”字从古音韵角度讲，“黄”、“光”读音相通，又羲和为黄帝帝俊之妻，而羲和之“和”的古音则与“俄”、“娥”相通，则羲和即为羲娥，而女娲之“娲”字古与“蜗”相通，“蜗”与“娥”古音相通，则女娲即为女娥，故此，女娲与女娥实乃同一人。而女娥则为月宫之嫦娥。而嫦娥实为月神。嫦娥的神话故事是在汉代以后才出现的。实际乃是女娲（女娥）之变异。故此，何新将女娲与月神建立起了联系，并进而将中国的原始神话与原始的天文学建立起了联系。何新打通了原始哲学、神话学、天文学和美学的几大关口，构建起了一个关于上古神话与上古史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何新经受过了严格的训诂学训练，但何新的论证仍然有问题。问题在于，何新用超学科的哲学提出了中国原始神话中的太阳神崇拜及原始神话体系问题，而在具体论证时，却又使用了落后于原始神话时代的古音韵学和古词源学，因为，何新所用的古音韵学、古词源学方法仍然是有历史局限的。古音韵学只能适用于周代以后的历史研究，而不能适用于周代之前。因为周代以后的音韵与周代以前几乎完全不同了。《诗经》等先秦经典文献所使用的发音都是周音，而不是周之前的音。所以，何新用超哲学的思维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哲学命题，但他却用的是落后于哲学的古音韵和古词源学的研究方法，或者说，他关于上古神话源流的考证，使用的是错误的论证方式。这不是何新本身的问题，而是学术本身的问题。应当承认，任何学术的研究方法都是有局限性的。很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今天用今天的普通话读音去研究已经完全不同的古代汉语，这肯定是不对的。当然，何新没有像今天的有些学者愚蠢到这种地步。关于原始神话、上古史的研究，用现在同行的考古学、人类学、人种学、音韵学、词源学等都无法获得完全解决，而只有使用能代表和表征原始人早期思维的哲学、天文学、数理学和美学。这些既可以是基础学科，也可以说不是学科的学科，而是一种原始的原典的思维。

那么问题同样就出来了。既然古音韵学与上古文献扯不上关系，那么，又如何判断周代以前的上古人的读音问题呢？这个问题，用音韵学无法解决，只能用哲学。如前所述，就是要使研究者的思维必须回到那个时代去，不能用后来人的思维去研究原始人的思维状态。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很多人会认为哲学太玄妙。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就可以获得突破了，即用最接近哲学的学科天文学和数理学去解决。天文学和数理学是哲学的派生，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哲学，只不过这种哲学是由天文现象和数理来表达的。比如通过对原始人思维的回归，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结论，那就是原始人为什么会有太阳和月亮的崇拜：由于原始人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是处于浑沌状态的，所以原始人是没有方位概念的。那么原始人以什么来辨别方位呢？象征着光明的太阳、月亮和星宿正是其中之一。二此三者正好是构成原始天文学的必备要素。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月亮的运行方位正好相反。那么，太阳从东方升起之时，正好是月亮从西方落下之时，而这正好是一天的开始，光明开始了。这是一个现代三岁小孩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却蕴含着重大的哲学命题。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当一个孩童刚刚来到世界上，对于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能辨别的时候，它靠什么来辨别方位和他自己所处的位置呢？天上的太阳一定是他事先观测到的事物，那么太阳的移动则让他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判断的知觉。当然，这不是说他一来到这世界上，对其他事物都不会感知，而是他最先感知的是光明。当一个人睁开眼睛的时候，只有他首先感知到了光明，才能感知到其他事物。这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同时是一个天文学概念，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于是乎，光明之神太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类最早崇拜的对象之一。那么月亮又是怎么回事呢？月亮同样是光明的化身。在原始人看来，月亮和太阳其实是一回事，月亮是太阳的延续，当一个太阳落下去之后，另一个太阳又升起来了，这个太阳就是月亮，原始人感知到，月亮和太阳交替在给世界带来光明。所以，最早的月神是太阳神的分化物。天文学其实就是源于原始人这种最最简单的哲学思维，如前所述，原始人对天地是浑沌的感知，那么，在浑沌的天地之间，原始人每天必定会对着太阳、月亮和星星这几个给他们带来光明的事物盯着看和琢磨，正是由于长期的反复不停的琢磨，才产生了原始的天文观。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原始人和我们每天所见到的太阳几乎都是一样大小的，而月亮则几乎每天都不同，而月亮圆缺的一个周期，恰好是一个月，那么这就是月历的由来，再由星宿与太阳及月亮的关系，古埃及人又发明了一年中一天的开始及节气。这些看似极简单的道理，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知识，这就像古人的八卦图一样。八卦的缘起其实和最早的数理观“一”有关，而这个“一”也与象征光明的太阳有关。所以，八卦是由一个酷似太阳的圆组成。所有的变化都是由“一”产生的。这也是中国原始道家思想的起源。所以，原始的道家思想，应该说也与原始的太阳神崇拜有关。

二、中国的文字、数理、几何源于原始神话

中国并不是一个一神崇拜的国家和民族，可以说是多神崇拜。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里，最原始的神祗崇拜，几乎各个不同。而在早期的氏族部落中，原始的神祗崇拜就更多了，既有动物崇拜，也有植物崇拜，还有自然及天文崇拜，可以说大千世界中的万千事物，都是原始崇拜的对象。而与中国上古史联系得最为紧密、最能够体现原始人哲学观、数理观、审美观及天文观的，则莫过于太阳崇拜了。通过前一节对原始人太阳神崇拜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脉络，太阳神崇拜系统地体现了原始人的哲学观、美学观、天文观及数学观。这是研究中国神话起源与中国早期学术起源的最为主要的线索之一，而且能够通过太阳神崇拜的神话研究，打通早期学术的内在关联，比如文字与数理、几何、天文、神话、哲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知，不少甲骨文字直接源于殷商时代的宗教祭祀。所以，可以这么说，甲骨文的创造者甚至直接就是殷商时代的祝宗卜史，也即相当于古埃及的神职人员——祭司，他们既掌管着天文历法，也掌管着祭祀，同时自然也掌管着文字及典册。因为，祭祀需要以天文为自然条件，以文字及典册为人文要件，所以，祝宗卜史起着“通天入地”的作用，所谓通天，即是上通天文，“入地”则只连通地理，“通天入地”意即打通文字与天文、数理、地理、神话等领域。而这里所谓的地理又是由象征方位的八卦所代表的。

不但中国的八卦与数理、几何相通，中国的汉字也与数理、几何相通，当然，这些最终都源于原始的哲学观与天文观、宇宙观。比如，汉字中的“十”字在古代遵循的是左右上下对称的原则，从几何学上讲，“十”正好是一个垂直线，如果连接“十”字的四端，则正好是一个圆，如果我们把这个圆里边的“十”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则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角正好与圆的边相接。而如果在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内部画一个内切圆，则三角形的三条边正好与内切圆的线重合。这就是原始的数理哲学。当然，一个“十”字不能说明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古代文字都是由一个字逐渐演化衍生或派生成其他字的。再如“八卦”之“八”字，从字义上，“八”最初之古义为“别，分别”之意，从形上说，“八”由左右对称的一撇一捺形成中分之势，正好形成“分别”之形；从读音上，“八”字与“别”字通，“别”为分别之意，而“八”字繁体字为“捌”，“捌”正好意为用手分开之意，故“八”字字义实由声决定，既衍形也衍声。“八，数也”（《玉篇》）。“陈馈八簋”（《诗·小雅·伐木》）。“地理以八制”（《管子·五行》）。“八者，维纲也”（《大戴礼记·本命》。“谓八方四正四隅。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言，六二爻也。余五爻皆变。凡易用六不用八。八，少阴不变也”（《左传·襄公九年》）。“八”字是一个数理学名词，数字中的“八”与八卦相通，而八卦正来源于上古时代人类对天文、地理的哲学探求。

实际上中国汉字中，大部分象形字、形声字、会意字、假借字、通假字，其实都与原始的天文、天象或数理有关。古代人对整个世界的描绘只能是最原始、最象形、最简单明了的，那么古人描绘原始世界的方式无非有三种：一种是文字（语言），一种是图像，一种是数理。文字的表达和读写又要靠读音。读音的进一步审美化则是具有各种韵律的韵文（包括诗歌、辞赋、格律、戏曲、歌曲等），图像的进一步审美化则是绘画，汉字的进一步审美化则是书法。而数理则是最早的数学和几何学。可以说，此三者，为最能体现早期人类哲学思维的基础性学科。

那么，文字、数理、几何图像等与原始神话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在我看来，无论是文字、图像还是数理知识，都起源于原始神话。原始神话就是人类客观现实，或者说人类本身。而原始宗教则是人类对于自身的一种主观或精神性寄托，是由原始神话派生出来的精神产品。当人类对于自身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认知处于浑沌状态的时候，人类只能通过神话与原始宗教来寄托，这就是原始神话产生的根本性原有。当然，神话既然是神话，必定是由神和话两部分元素构成。神即为神话的主题，也即行为主体，它是叙事者的叙事主体，没有神主体，自然不能构成神话。神是什么呢？神究竟是一种主观存在还是客观存在呢？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也就是说，上古时代的神是由上古时代的人类对于客观物象的一种主观叙事。那么“话”就代表着叙事本身。也就是说，只有当“神”被作为了叙事主体，并进入了叙事环节的时候，才能形成“神话”。那么神话是如何形成的呢？无非通过两种途径来言说：一种是口头相传或口头传说，也即无文字的言说，这一点，至今在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那里仍然存在着。另一种则是通过文字言说并进而形成典籍，比如《山海经》等。当然，文字言说也有可能是在口头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神话典籍的最终形成，并非是个人的文学创作，而是上古时代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至于后来典籍中神话的变异，则是后来文人所为。但这已经与原典的神话相去甚远。神话源于上古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一种精神性恐惧或敬畏，而这种敬畏必须要由夸张性的方式来构建起一种精神慰藉，于是乎神产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神话的主体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神话的叙事方式是带有夸张性或荒诞性的。比如，后羿射日。后羿射日当然是真实的，但是后羿的功能是否如神话故事中所说的那么夸张，当然不是了。再如夸父逐日，夸父当然也实有其人，夸父实有其人也并不神秘。不过就是上古时代人类对太阳的恐惧与渴望，没人能敢轻易地应对太阳的变化，而一当出现了一个人敢于这样做的时候，人们便把他当作了神。这与我们现代人对待某种奇怪的人或事物总是会将其神化一样。

三、上古神话就是一部上古史

我们在史前的刻符、商周的甲骨文、铸刻文、铭文中，能看到很多文字都与原始的神话或宗教有关，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文字几乎都来自于对原始神话体系的抽象化表达。图像就更不用说了。甘肃马家窑出土的彩陶以及陕西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彩陶鱼纹盆、蛙纹盆，以及各种各样的彩陶图案中，既有文字和几何的元素，上古人以几何的形式来表现鱼类、蛙类、人类等动物，表现出上古人的一种简单的数理哲学思维。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则表现了早期蜀人对于原始神话的一种形象描绘，其中大量“纵目”的青铜面具，表现的又是什么呢？至今考古学家也未有定论，但不管是哪种解释，都可以表明，这与原始崇拜有关，而这种原始崇拜又来自于原始的神话信仰。

所以，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字，我以为不妨借鉴天文学、数理学的方法，因为天文学、数理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直接进入上古人类的哲学思维。而这些，又都与上古神话密不可分。故此，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即不独中国，全世界所有的文字和艺术都起源于上古神话与原始宗教，而不是起源于所谓的劳动。劳动起源论只是一种狭隘的阶级观。这种狭隘的阶级观因为一度被笼罩上唯物论而被普遍接受。但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信仰原始神话难道就是唯心主义吗？当然不是。

神话并不等于传说，而是历史本身。神话必须有叙事主体——“神”，而传说则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想象或虚构。神话是上古时代先民们对于自然客体的一种主观性哲学或审美认知，它本身不是虚构的，它是史前先民的对于自身历史的一种表达方式。神话必须要有神作为叙事主体，而这个神的化身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传说则不是如此。传说可以说虚构和想象，可以说杜撰，传说里也有神话的成份，但传说不等于神话本身。传说中可以没有神作为叙事主体，传说中的叙事主体甚至可以被误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人、物、事，但事实上是并不存在的。传说不需要建构体系。需要说明的是，后世以史的形式见诸于世的著作，未必都是真正的史，或未必都是真实的，而恰恰可能是传说。因为历史的叙述主体是由后人充当的，所以，所谓的史，只能是后来者视野中的史。也就是说，这种史不但可能在历史细节或历史事实上是不准确的，而且在精神上也可能是不准确的。而原典的神话一当被认定是对于当时社会的复原，则它从客观事实上也许未必完全准确，但它的精神性则可能是准确无误的。比如《史记》本身是一部史学巨著。但《史记》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它的史实的准确程度，而在于他的文学价值，或者说它对于史前及秦汉史的文学性重构，这种价值，我们就可以说它在精神性上与原典的历史本身是吻合的，而具体的历史细节或历史事实则反倒无关紧要了。

中国夏代以前的历史由于没有文字和文献，所以只能靠口头传诵的神话来维系。可以说，夏代以前的历史，就是一部神话的历史，而神话本身就是历史。当然，相信神话是历史，与相信神话是不是绝对真实、有没有变异是两回事。因为记录神话的文献本身就是有变异的。比如，伏羲和女娲在从上古文献到汉代的文献中，就一直在变异。但变异本身并不能说它就是不存在的。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上古史和上古神话一样，也是需要不断重构的。重构上古神话，就等于重构一部上古史。中国的神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上古时代的文献《山海经》、《尚书》、《淮南子》、屈原《楚辞》到《史记》等，文献几经更易，神话体系也几经变异，可以说，中国的上古神话就单一的文献角度而言，经历了从上古、先秦到秦汉的变异，那么这一变异的脉络是什么？中国上古神话起源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二是中国上古神话与史前历史的关联性问题，也即上古神话谱系与三皇五帝的关系问题。

（此为初稿，待增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