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井瑞

读者在《书生味道》中，能够品味出那些味道呢？
特立独行的味道扑面而来。
在集子所收的56篇散文中，作者第一篇就是《做自己的非主流》，其实这篇宣言式的稿子无论题目和内容也是可以作为自序来用的。作为一位八零后，在这篇散文里用直抒胸臆的笔法大跨度地以自己在街上偶尔见到的“非主流”海报为触发点，回顾了自己在考学和择业期间所接触的人和事以及自己内心的纠结。
文中所涉的这些长辈，无论是家乡村里的，还是求学时偶遇的，他们毫无例外的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得出的真谛，掏心掏肺地指点着作者，要作者学会跟上社会主流，读书要用功，“一定读好大学，进入政府机构，在官场谋职，只有这样，你才有出人头地之日，才能赢得全村人的尊重，这是社会的主流，是我们全村人的期盼——”。然而，作者大学毕业后还是没有走上他们期待的仕途，而是成了一位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心甘情愿地去“做自己的非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散文有一段对自己和当地一家报社的主编交往的记叙，文中对此虽然着墨不多，但这位主编的形象在过去漫长的年代里对文学青年来说实在是太常见了。作者是在准备美术考试的静物写生作品时遇上那位主编的，那位主编对作者正在画的画匆匆一瞥后便一脸不屑地开始教训作者，要作者去画领袖、天安门、人大会堂，要作者画那些主流题材。后来那位主编送了自己的一本散文集给作者，作者才知道这位不吝赐教的长者竟然是一家报社的主编，于是作者就称这位长者为老师，于是就有了这次饭局。在席间，作者拿出自己的稿子请他指教，那位主编一页页地翻着，“突然，拍着桌子高叫了起来：“你莫要从文了罢，建议你还是画些小画为好！这样缺乏主流意识的作品怎么行呢？——”。于是，两人匆匆就饭，从此天各一方。
这段往事肯定对作者是个伤害，或者是个刺激，再往后又成了激励了吧？否则作者不会在时隔十几年后还回首此事。当时作者是很希望自己在写作上能够得到主编老师提携的，如果有稿子能入主编老师法眼而被采用，这对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而主编老师对作者这个年轻人也是很好的，否则也不会送自己的集子给这位非亲非故的年轻人，还请他吃饭。他对作者所说话也是肺腑之言，是自己的人生体验。因为在现实中只有在写作上成为官权的附庸，才能跟上这个社会的主流，才能获得回报，才有可能成为拥有和垄断着社会某些资源和权力的官员，才能够成为被这个社会所接纳和尊重的人；而自说自话的非主流作者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地位和希望的。
年轻人的创作能不能批评？当然能批评；年轻人的创作需要不需要指点？当然需要指点，但批评和指点必须建立在平等、真诚和求是的基础上帮助作者感悟挖掘自己的生活基础，提高创作水平，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作者对生活的个性感受，甚至态度生硬地要作者去写自己缺乏生活体验的主流作品。如果作者按照那位主编的要求去写，实际上就是抛弃了作者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为追求个人闻达去写那些马屁文章，甚至使自己的写作堕落到不惜歪曲历史，粉饰现实，追求感官刺激的地步；也就是抛弃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不去写发自内心的感受而是去写矫揉造作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可以因其主流而得到发表，甚至获奖，让作者名利双收，但作品肯定是经不住历史的拷问的，甚至经不住当下读者的拷问。所以作者当年同主编老师的冲突不是写作才能上的差距，而是在文学创作观念上的格格不入，这种冲突根源于文学专制和文学歧视。
当然现在的文学体制由于时代的原因，要比作者当年偶遇那位主编时的文学体制要宽松得多了，像以往那样简单粗暴地对创作个性的排斥，在当下日益觉醒的读者那里已沦为笑柄了。但是，文学体制和过去相比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只不过当下的文学体制对文学创作的压制方式由僵死的禁锢变为引导，除了集中对涉及重大现实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和严肃的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继续压制外，其它什么乱七八糟的思想苍白、趣味恶俗、品位低下、廉价吹捧、胡编乱造的作品都成为主流了，而且在文学繁荣的幌子下任凭这样巨量的文化垃圾对读者和观众的视听展开狂轰滥炸，像那些充斥着影视和纸媒宣泄极端仇日情绪，歪曲历史的抗日神话、像那些故作玄虚卖弄情节的间谍故事和耸人听闻口味极重的感官刺激的滥性故事，娱乐界到处充斥着的假大空脏酸。好作品不是没有，就是少得屈指可数。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和文学批评的长期缺位，正在使中国人变成失去精神支撑，自私猥琐的行尸走肉。只要这个重权力轻文学；重编辑轻作者；重发表轻质量；重身份轻作品；重形式轻内容；重名利轻道义的依附于官权的公款文学、愚民文学和政绩文学体制不变，没有文学精神的文坛只能任其在自娱自乐的狂欢中继续沉沦下去。
作者所表达的自我放逐的独立品格蕴含了这个社会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