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道路两边，树冠长得瓷丁丁、茂腾腾，到处是稠密的绿。坐在车上好奇地四下里望望，同伴的衣服、脸面都染成浅绿色，相视而笑，牙齿也绿了。抬眼望，浓荫蔽日，人仿佛在幽谷一线天中行走。
　　虽是中秋已过，但毫无凋零之气，我怀疑秋天走得慢，还没有走到江南。
　　晚秋的西湖，丝毫没有肃杀感，相反，湖岸的树还是夏天密密层层的样子。天气是凉了，不过凉的刚刚好，走路不至于出汗，空气像丝绸轻轻滑过面庞。在陕北，一场秋风之后，空气里似乎藏着无数小针，扎着皮肤，一下一下的微微发痛。那树也就清减了很多。
柳是树中的女子，苏堤的柳那么柔美，而黄土地上的柳却活得泼辣，我上班的路上，两排垂柳在凛冽的朔风里挥舞着巨大的扫帚，好像在奋力清扫天空，扫出来一片辽阔无垠的深蓝。一种无由来的肃杀感。
　　苏堤总是令人想到苏东坡。36岁的盛年，贬官来到杭州，心情当然是相当地不爽，此刻的西湖也是同样不爽，淤泥堵塞将近一半。早没有当年的风致。紧接着发生大旱，城内缺水，老百姓走亲戚带的礼物居然是一瓶水。整个城市都在张大着嘴喊着渴啊渴。苏东坡顾不上自己的不爽，立即着手治理西湖，湖底的淤泥无处可用，便筑成一条大堤，这就是后来的苏堤。这是天才的举动，既大大俭省了人力物力，又沟通了南屏和北山，方便了老百姓。同时，作为一个文人，他当然是不肯漏过任何一个审美创造，在苏堤两边种植垂柳，为西湖增添了一处格外动人的景致。
　　很多人想象中国古代文人，似乎整天诗酒，不理时务，其实远不是那么一回事，一旦步入仕途，用世思想使得他们身上天然地有一种担当，很多人勤于政务，功勋卓越。北宋年间，和苏东坡几乎同朝为官的范仲淹在我们陕北延安戍边，左手持剑，右手执笔，写下著名的《渔家傲》，而北方大夏国也因畏惧范仲淹威名，不敢轻易犯边。
　　当然，人们喜欢苏东坡，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生动的人，不玩深沉、不装高雅，文章里有着浓浓的烟火气。爱吃爱喝爱山水，信手涂抹便是锦绣文章，拍拍肚皮满腹不合时宜，典型的巴蜀性格，豪放但不粗粝，多舛却不抑郁。一生栽了无数跟头，爬起来还是笑呵呵的。他将一生的不快、失败隐藏在了宽袍大袖之下，凸显的是豁达放旷的可爱。我们记住了大江东去的洒脱和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情，同时也格外放大了这一面。
　　其实，他的一生并非没有苦痛，只是他不允许那些苦痛覆盖人生。
　　在他看来，来到世上就是为享受活着的乐趣，天天苦恼得吃不下饭，活着有什么意思？这种人生态度成为了一种文人样板，从他身上，我们看见快乐是一种能力，并非取决于际遇。
　　此后千百年来，文人们行走在他所开辟的通幽路径，出入儒道之间，最大限度地消解了人生的失意，获得内心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