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宗辉，贵州省黎平县人。是我的战友，志愿军战友。他比我先入朝。1952年初我从新兵部队补充到老部队，在63军189师567团通讯排当无线电兵，和他同一个班。而且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不久我们又一起调到到师里集训队（也是通讯连）学习，仍然在一起。姚黑而矮；眼睛亮，鼻子瘪，宽；牙齿外翘，喜欢啃西瓜。能吃苦，去扛修建坑道的枕木，能独自扛一根，从天亮扛到天黑，或从天黑扛到天亮，中途不休息；爬坡时以为他会累倒，但一次都没有。是我累倒了。1951年夏天我当兵时1.60米，小号军衣穿着大，袖子遮住指头。第二年入朝，还是那么矮。朝鲜山上风大，往嘴里灌，吞风，吞得咕咕响，我受不了；姚宗辉受得了。
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通讯困难。有线通讯经常被炸毁，无线通信也容易受到干扰，电报常常发不出去。电台最怕震。那时只有电子管零件，一根管子几只脚，比针尖还细，断一只脚就完蛋。使用时垫着棉絮，好得多。行军时抱着走，震人，不震电台。这种时候姚宗辉都抱电台。
姚宗辉文化低一点，技术差一点。他去发报，联络不上对方，以为是电台的电池不足，于是用电台里面的电表，去量直流电池。那是90伏的直流电池，多个电池一个一个地组合起来的。90伏去对应1.5伏，绝对烧嘛。所以电台的电子管就烧了，电表坏了。当时没有集成电路。他被关了三天禁闭。有句话说得好，“成长的两个途径是：上课和上当，不上课就上当!认知的两个途径是:教育和教训，不被教育就被教训。” 我读书比他多，文化比他高，该他吃亏。不过他的技术，是在部队岗位上，自己训练出来的，也不简单。
某天中午，我们去剿匪。其实不是匪，是特务。本来志愿军部队，躲在森林里，敌机一般是看不到的。但是地面有特务，看到飞机，就打信号弹，飞机马上来轰炸。部队就满山找特务。特务没找到。空袭不断。遇到炸弹，飞起来那个炸弹壳，就是弹片，击中了战友小陈，小碎片击中了我。弹片从小陈嘴里进去，后脑出来，血流如泉。抢救，摇晃，打脸，都没有用，牺牲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才用白布裹尸，拉回国葬进烈士陵园。小陈只是战士，就地掩埋了。这是离我最近的横死。唉！小碎片穿过我的下唇，打掉了半截门牙。额头上方，发际线那里，也受了伤。姚宗辉帮我满地找牙，没找到。我21岁就成了缺牙巴。领导说缺得光荣，缺得自豪，全部缺了都没关系。光不光荣我不知道，反正我不自豪，反正缺牙巴难看；光荣就要难看，自豪就要难看，那我情愿不光荣，不自豪。我真希望缺牙巴是他。
1952年春开始，那么冷，老鼠，苍蝇，跳蚤，三种，比较多；跳蚤最多！平时跳蚤也多。部队要求捉老鼠，上交老鼠尾巴。跳蚤多到什么程度？部队不敢进老百姓家，进去跳蚤马上热烈欢迎，爬满两腿，只看到跳蚤，看不到皮肤。就往下面抹，抹到火里烧。到了夏天，跳蚤更多。说是联合国军搞的细菌战；用飞机投下来的，还可以用大炮轰过来。不知道真假。姚宗辉不怕跳蚤，有事时，照样到处跑。
部队只能住山洞，住坑道。公路、铁路两边没有房屋，全部炸垮了，炸碎了，炸成坑了。凡是公路、铁路，黢黑一条，很远都能看见。
美军空军厉害，刮风下雨打雷，飞机一样起飞，到处丢燃烧弹。哪里起火，统统不敢去灭火。它丢一串炸弹，是定时炸弹，一会儿炸一个，把灭火的人炸死。等火烧，烧光。干部战士，不许单独外出，外出最少三人。因为美军撒传单，满山遍野都是。不许捡，不许看。斯大林死，还没传达，大家都知道了。说明还是有人看了传单，防不住。也撒钢笔，撒糖果，撒手巾，什么都有；传单多，别的东西少。上级说是假钢笔，真炸弹，不能捡；糖果里有毒药，不能吃……我捡过钢笔，是真钢笔，不是炸弹；捡过水果糖，吃了，没有毒药。姚宗辉也捡。
那时还没有开始搞“一帮一，一对红”，搞的是“两红夹一黑”，用力更猛。我和姚宗辉是“两红”，某一段时间夹这个“黑”，过一段时间又夹另一个“黑”。
我当年9月份回国后，和姚宗辉还是在一起。这时我22岁了，开始长个子。1954年，我到天津参加俄文改革的学习。这一年，我一边读书，一边继续长个子，一直长到1.80米，穿大号军装。期间，我去医院，把那一颗受伤的半截门牙拔掉了，重新安上假牙。我23周岁，开始用假牙。当然那个时候只有一颗假牙，其余都是真牙；现在几乎全是假牙，它们满口刷存在感，只剩一颗真牙，是大牙。这颗大牙相当起作用，咬东西都用一边咬。所以牙医说，你必须两边咬，否则半边脸的肌肉会丰厚一点，结实一点，两边不协调。牙医手劲大，扳嘴巴厉害，不抵抗的话，下巴危在旦夕。
毕业后我回到部队，回到63军的189师通讯营（连已改成营）。战友们一见我，认不出来了，认出来后也想不通。姚宗辉围着我转了十几圈，琢磨为什么我年初走的时候比他矮，年底回来的时候比他高，同样想不通。
1955年底，我被选送军校读书，才和姚宗辉分开。
1960年8月转业时，我暂住贵州省人事局干部招待所，在贵阳市黔灵西路上。各部队转业干部，有几百人，很多人都分配到县里去了。我被安排到贵州省邮电管理局，现在想，还算不错，当时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
姚宗辉也提了干，被安排到西藏军区气象台，后来转业到贵州省气象局。他不干，要求回老家。结果就分配到黎平县，在出生地那个区的税务所。平时我们通信联系。他身体棒，没有枕木扛了，去搞男女关系。1964年，四清那一段时间，通信就断了。也忙。
文革结束后，我想到彼此多年都没有消息了，应该接上。我们单位的技术人员经常出差。技术人员到了凯里，黔东南州州府，管黎平县。因为我们邮电系统吧，打电话方便，他就帮我联系、打听。返回的消息是，姚宗辉，四清时犯了重婚罪，判了劳教，回乡下了。
1979年初，几经辗转，姚宗辉找到我，眼泪汪汪诉说了他的委屈。
据他说，在家乡，他们那个少数民族，谈恋爱，比如说一个村或者几个村，都修了专门的房子，让男女在一起，比较开放。十四五岁就可以这样大干快上。真的？假的？难说。结果他怎么呢，已经结婚了，在税务所吧，巴结他的人多，又和别的女性有关系，就这样出了问题。四清时，要纯洁“革命队伍”，说他犯重婚罪，劳教三年，保留工作籍。
是1964年的事。劳教满了，就是1967年，正逢文革。姚宗辉回到税务所，要求恢复工作。税务所造反派掌权，答：“你一个犯过错误的坏人，不是‘依靠对象’，也不是‘团结教育对象”，而是‘斗争对象’，还想恢复工作！就是没有犯过错误的好人，都得不到工作哦。自己快滚开！”他不滚，有理取闹。对方喊他等等。他以为有好事，真在那里等。一看对方找来一顶高帽子，喊了帮手，强行要给他戴，就被吓跑了，跑回乡下当农民了。他那儿离清水江近，农闲时就去划排子，把木头搞成一排一排的，运木头。江底深浅不一，水道弯曲不均，落差高低有别，还有嶙峋怪石，他站在木排前端，手持木棒，时而敲击岸边，时而刺杀拦路石，左右抵挡，左右为难，勇往直前，真是一条好汉！长期靠务农和运木头，求生。干了若干年。苦是苦，但，身份不同了，再搞男女关系，反而平安无事。
我想，既然是保留工作籍，就应当回原单位。彼此告别后，我就帮他写材料，打印出来，那时还是蜡纸打字，油印，给政府，给政协，给民委——他是少数民族，各单位都发一份。可是没有用啊！
我通过省委组织部，反复给县里相关部门通电话，通了一大圈电话，指示给姚宗辉落实政策。因为不是最高指示，并没有解决问题。最后，组织部派陆怀志同志到了黎平县。陆是处长，虽然官不大，但位置重要。几经交涉，才让姚宗辉回到了原单位。多年后姚宗辉和儿子交换，他去当农民，儿子顶替他到税务所工作了。
姚宗辉复职不久，杀猪，大概有七八十斤吧，因为刚刚改革开放，还缺粮食，猪小。一头猪全部，从老家给我背到省会贵阳来了，死活要送给我。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够过肉了。我那时一顿能吃三四斤（市斤）肉，或一个猪头。猪头有两种，一种是从脖子上割下来的整猪头，老实；一种是顺着后脑勺剔下来的半个猪头，狡猾。我一顿能吃掉一个老实猪头，吃狡猾猪头更不在话下。1955到1957年，肉，经常吃够；1963年到1965年，肉，吃够过。平时饭也吃不饱。干部粮食定量27斤（市斤），小个子女人27斤，我这么大的个子也27斤，实际需要72斤。太不从实际出发了。
猪肉早吃完了。很多年后，心里开始不安。不知道这算不算受贿，算不算腐败。是姚宗辉自觉送的，我还讲客气，不要，不管真客气假客气，反正明确表示不要，但没有推掉。如果算，那我这一辈子，受贿过一次，腐败过一次；连带陆怀志，也受贿了一次，腐败了一次。这是我的责任。上级现在要打老虎抓苍蝇，我是苍蝇的话，愿意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哈哈！
姚宗辉给我送猪肉，住在我家，夜里我们抵足而眠。我说：你犯错误，处理决定里包括保留工作籍。你解除劳教后，当时就应该去找上级，不断去找。符合政策的嘛！给你戴高帽子，你就戴，继续去找。打仗时美国佬我们都不怕，还怕戴高帽子！
我还告诉他，文革时，高帽子我见得多，没什么了不起。四川的大“走资派”李井泉，押到贵阳游街、批斗。贵州省委原第一书记周林也挨批斗。周林，贵州仁怀人，大胡子，陈毅部下。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大跃进”年代，他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另，贵州省公安厅的数字汇总，是“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这些人祸，都和周林有直接关系。四清时，1964年9月，中央调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中央监委主任钱瑛、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启允等人，组成贵州省委班子，周林下台了。“文革”中，周林受到揪斗、批判。是在邮电大楼前面搭高台子批斗的，像唱戏的台子；还游街。以前那些张牙舞爪的好日子过完了。我认为，批一批，斗一斗，是可以的，是必要的。但是搞得太过火了。1975年，周林恢复工作，到南京大学当党委书记，又到北京大学当党委书记等。1997年去世，活了85岁。一般。
李大章代理过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挨斗，游街。
当时我们省邮电系统，带“长”的都斗，连班长都斗。张学籍，省邮电管理局局长；贺志刚，副局长（后来当过正局长）；陆培成，局下属修配厂技术人员。因为造反派查不到贺志刚的入党介绍人，定为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长期批斗。张学籍作为主要领导人，负连带责任。陆培成说：“中央出了个刘，难道毛也要负连带责任……”一句话惹火上身，大字报铺天盖地……告密的人可恶，不然谁知道。文革后，陆培成调到省局任秘书处长，结局还好。我就想起，我1953年秋入党，入党介绍人，是63军189师通讯营营长高庆森，和电台台长杨茂荣。他们在哪里呢？决心找到他们。贺局长入党还是解放前喽，我入党是解放后喽，应该找得到。否则我也可能成为混进党内的假党员。不敢说实话，只说找老战友。找不到；登报找，也没有找到。一直担心。后来不了了之。张学籍是从邮电部下来的，接了白晶武的班。后来又回邮电部，当过计划财务司司长、财务局局长。我负责省摩托车生产时，和秘书急着赶到北京找他要钱。需要坐飞机。那时候坐飞机要够级别，老百姓没有级别，不能坐；可以空飞机飞走，就是不能坐。要坐也行，必须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折腾一阵，我们一起坐飞机到了北京，找到张学籍。他硬是拨了钱呢。贺志刚挨斗时，态度最好，喊怎样就怎样，少吃亏。
李岸东，抗日干部，独眼。以前是哈尔滨市地下党负责人，后调到我们省局任工会主席。他天天在办公室静坐，一动不动，睁着坏眼，闭着好眼，练功。批斗他，说他装神弄鬼；说他是叛徒，独眼是自己搞瞎的，和对敌斗争无关。老婆顶不住，假装和他划清界限了。
江峰，省局工会副主席，每天午睡，雷打不动；开大会也睡。那时我还奇怪，为什么有的人要午睡。都说他是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看见过他出头露面。军管初期，可能是1967年，“保皇派”得势，打击造反派，江峰被单独关押。据说“提审”时，“因为没有老实交代”，被打了。我没有看见打，不确定。晚上他用裤带在床头吊死了。之前开批斗会，省局邮政处一个女同志，高高的个子，名叫什么岚，郭岚？跟风，不跟也不行，喊口号“打倒江峰”。大家都喊，一喊好几遍，喊来喊去很像“绕口令”。这个什么岚昏了头，喊成“打倒江╳”了。马上被群众反捆，殴打，批斗。群众个个义愤填膺，斥责对方丧心病狂，表示要“誓死保卫江╳同志！”反捆了还要几个人扭住胳膊，嘴里衔稻草，游街。
刘庆立，山东人，1959年从邮电部下放到贵州，任省局副局长。1967年1月份，我值夜班，他来和我挤在小床上睡，躲造反派。1976年，他妻子，市邮政局原政治处主任，和我一起，参加省委支农工作队，下派到毕节地区工作过。
1966年5月前，省修配厂杨筑垣，车工，技术好。他写日记，里面有一句话，“吃饱饭是人的基本权利。”干部林xx撬开他的箱子，看了日记。大字报就揭发这句话，批斗他。他到厕所里吊死了。很快就到了文革。以前被工作组查过的人，当了造反派，联合杨筑垣家属，一起来，来闹事或来说理？谁知道呢！工作组是省局派来搞四清的，已经撤离了。组长叫李景云，女性。把李景云揪回来批斗，说：“你当组长你政策没掌握好，整死人了！”其实不是她整的，工人要乱写大字报批杨筑垣，她没法制止。斗得凶。骂她，左一个“右派老婆”，右一个“右派老婆”。她丈夫白晶武，好人，原来是省局局长。1957年，被省委书记周林划成右派，局长也撤了。李景云就这么个“右派老婆”。有个聂其惠，当时是省局邮政处处长。他说：“白晶武都是右派呀？”就这一句话，也划右派，弄去砖窑当工人。打右派时，省领导排市级干部局级干部的黑名单，市级干部局级干部排处级干部的黑名单，一层层往下排。都这样。李景云被斗得恼火，整天披头散发。她找到我，给我说，再斗我就跳南明河，让我儿子来闹。我怕她真去跳，天天跟着她。还好，没去跳。她真跳的话，只要我在，我会救她。谁跳我都救。
修配厂另外还有人挨批斗。赵森，化名肖林，以前其兄是国民党某机场的上校，他是技师。建国后新政府留用他，当工人。文革初当过造反派。他说：“报纸上某某某的照片太多，妇女都不敢拿来做月经纸了。”另外，儿子女儿要求吃肉，他说：“爸爸穷，没有钱，你们以后长大了，自己挣钱，自己买肉吃。”保皇派势力大时，要抓他，理由就是，给国民党当技师；说月经纸；叫穷，给社会主义抹黑。抓起来以后，关在煤棚里。另一股造反派，叫411，411的张╳洪，是个技术工人，搞电话机厉害。广东人，既是411，又是保皇派。保皇派得势，他要变左派，装积极，打赵森，打耳光，打了很多耳光。保皇派反而没有打。两派一致对敌。革命大联合后，造反派和保皇派都变成了好人，才把赵森放了。另一个人，叫徐╳╳，没什么文化，但是也积极怒批“走资派”。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肺都气炸了”，把挥舞的《毛主席语录》摔在桌面上。有人指出“敢摔毛主席的书”，现场拿下，挨批斗。后来修配厂撤销了，建了省有线电厂。厂址在邮电学校内，离八角岩很近。张╳洪说，保皇派和411也打过仗，八角岩挖个坑，里面埋了很多死人。军代表喊他拿出证据来。拿不出来，批斗。赵森就好，老知识分子，有涵养，没有去打他耳光。
省邮电学校书记耿兴华，要饭的，挖煤的，抗日干部。说他是走资派，把他从位于北京路的学校，拖到位于三民东路的省局。他不走，就强拖，在地上拖，拖几里路。学生闹事，更凶，一听说谁是叛徒，以为是真的；工厂好一点；机关又更好一点。我是说打人，我是说我知道的打人。拖了很多次。后来得癌症死了；是气死的。怎么不气。
李炳煊，成都高级技工学校毕业，国民党驻芷江的电报人员。后任省邮电器材厂（老厂。1975年建了新厂，厂名相同）领导。1963年，厂里搞卫生，工业废品不好收拾，李炳煊提出深埋掉。真的深埋了。四清时，单身女职工在宿舍练文艺节目，用假枪练。李去检查，举枪转圈到处瞄准，瞄到毛主席像了。两件事，当时都没事。文革一到，职工王╳书揭发，“李炳煊埋国家物资”；又有人揭发他“拿枪瞄准毛”，最后传成“要拿枪打毛”；出身还是地主。就被抓捕关押，批斗。军管时期放出来的。有一个男职工，山东人，叫陈瑞昌，北京驻军搞邮政的，转业到贵阳；妻子也从北京电子管厂调过来了。两口子不习惯贵州生活，跑回了北京。结果待不下去，又返回贵阳。受了处分。批斗李炳煊时，陈瑞昌认为自己和妻子受处分，怪李，上台打他耳光，胳膊甩成180度打过去。后来陈和妻子调回山东了。这王╳书，也被抄家，抄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挨批斗。
余╳╳，国民党电报员。解放后批斗旧政府电信局局长，非常积极，很快提为省局电信处处长。后来到修配厂当厂长。他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牢。文革时喊他交代为何坐牢。你不是地下党，干了啥坏事坐牢？也没有交代清楚。有些事是交代不清楚的，你交代了别人死活不信，怎么能清楚！抄家，在镜框后面抄到一张国民党旧报纸，整得恼火。职务没有了，来上班，就是写检查；开大会站前面，低头挨斗或陪斗。
修配厂还有个余锡雄，上海人，老婆是成都的。大字报揭发，他爸爸是日本人翻译，汉奸，跑到台湾去了。加上他说：“以后到月球上，可能不要粮票了吧！”批斗，抄家。抄家抄到了粮票，认为汉奸的的儿子明明有粮票，还要故意给国家抹黑。后来余锡雄当过省政协委员。批斗，当委员，原因一样：爸爸在台湾。一会儿踩进泥坑里，一会儿捧到天上去，都不正常。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邮电系统的重要历史档案，全部转移到郊外山洞里。离金钟桥不远。那个洞起码可以容纳几百人。有个南下干部，转业前是排长，都喊他朱排长。在山洞前给他修了房子，养了大狼狗，守档案。文革时，造反派来查档案，手续不全，朱排长不让查，被推拉拖拽，挨打挨骂。还不是来一次，经常来，经常挨打骂。他硬是没交出钥匙，还要喝住狼狗，不让它咬人。后来得癌症死了；也是气死的。不完全是气造反派，还气好人都不给他撑腰。
现在都想当百岁老人。我的总结是，吃补药，吃保健品，甚至锻炼身体，都没什么大作用。最重要的一条，是想得开，不生气，不斤斤计较。做到这一点，不活100岁也活90岁。做不到，自己吃亏。
朱有章，国民党时代，是邮政局勤杂工。解放后留用。有文化，当市局下面的支局副局长，提职不提薪。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次去省局开大会，上台演讲：“我不仅是现在这样认真读领袖的书，这样兢兢业业工作，我解放前也是这样的。”就这句话，“国民党共产党不分”，赶出会场，积极分子被取消了，副局长也当不成了。
省机要局张文波，普通工作人员，男，很活跃，一笑两个酒涡。小组学习，念宣传材料，念“蒋介石是流氓”，念成“╳╳╳是流氓”，马上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了。后来在微波站工作。陶必范，发现自己寝室里的地上，有陶瓷做的领袖像章，摔成了两瓣。那是集体寝室，不知道谁摔的。觉得不好，于是烧掉。被合格接班人告密，也判刑，判8年。文革一开始就抓，坐牢坐满了时间才出狱。48岁结婚。20世纪90年代，当过市局基建科长。这是判刑的，还有打死的。省邮车总站包某某，有人在他的鞋印里找，下功夫找，找到一个“共”字。好啊，每走一步都把某踩在脚下。先把鞋子底铲平，然后斗，打。别的人赶紧去铲自己的那种鞋子底，铲平。包某某不服，打得更厉害。我去看了鞋印，看不出字，但也不敢说没有。斗他，他非要昂首挺胸，按下去又昂。工作组在时还好一点，后来更糟糕。最终活活打死了。邮车总站还有一个人，杨某某，想不起名字了。技术人员，富农子弟。总站被火烧，扑灭了，没烧起来。他说：（没烧起来）好事好事！因这一句话，补成富农，天天揪斗，打翻在地，还踏上无数只无产阶级的大脚。还好，没有打死。
韩鑫，邮电部525长职工（厂在贵阳，省局代管）。问：新社会，你寒心，对谁寒心？肯定是对党寒心！于是批斗。不服，打，打个半死。长得矮小，还是学徒工。四清时就开始批。我是工作组搞外调的，不敢表态不批，但我不批，不准打；不准打还是有人打，拦不住。田╳╳，国民党兵。省局工人；到过多个厂工作。平时吹牛，当兵时打过红军。文革时关起来，交代打死了多少红军。省邮电学校有个工人，叫陈什么福，爪手（残手）。并没做什么坏事。1958年鸣放了，要划右派。按政策工人不划右派。这顶帽子安不上，另外安一顶：坏分子。照样批照样斗。总之要整你你就跑不脱。文革时他也被斗得凶。
蒲潭，湖南人，师范毕业生。他没有参加革命。省有线电厂职工，文化高，懂技术，工作积极。他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自称和毛同学；二是，1949年前，在宗教组织里，是个坛主，其实就是一个小头目，不是大坛主。这都算政治问题，勒令找证明人，证明是毛的同学，找不到就是冒充的；勒令交代当坛主时干的坏事。1970年，下放名单里，就有他。要下放到农村去。这个人又瘦又黑，戴眼镜。有点儿小聪明，也会搞无线电。他自己装收音机。在20世纪60年代末，收音机非常稀有，相关人才也比较缺乏。他装的半导体收音机，拿那个黑胶布缠成一坨，很难看，不像收音机，像一块烂泥巴，或者烂石头。但是他把它搞响了，能正常使用，交流直流都能使用，走到哪里，都把这坨烂石头带到哪里，听新闻。遇到我也喜欢装收音机，喜欢修收音机，就和他成了朋友，有时还会去请教他。这样呢，要下放他时，我就在军代表这边帮他说话。我说得起话嘛！因为军管，我们那里有七八个军代表，政委、副政委、政工负责人，各个连有指导员，都是军代表。军代表不管生产。我负责生产，负责行政工作，比如说财务、采购、生产计划和安排，都是我管。他们只管思想，只管政治，只管人，就是管政工，我管行政。我又是管行政的书记。所以说虽然我不是军代表，我说话，他们还是要听的。我就说他，蒲潭，照实说，他确实也是这样，早晨来得早，晚上走得晚，天天如此，反正就陷在他那个电源班，搞自制工具，不要求购买，需要什么都自己搞，手还是比较巧。我还说生产上不能缺少他。这样就把他从下放名单里剔除了。还有，蒲潭的儿子，大儿子，在县里工作，我同意接收，把他调上来了。一是没有下放蒲潭；二是帮助蒲潭调动大儿子。他非常感谢我，记我一辈子，一直感谢到死。经常要送点儿东西，什么蛋糕啊，月饼啊这些。他的女儿，还帮我做衣服，做裤子。所以，一家人和我都比较好。他有个小儿子，是个党员，在贵阳市水泥厂工作。这个人有点儿说不清楚，不好归类。厂里不太欢迎他，他赌气，党费寄给中央，不交给本厂。嘿嘿嘿！蒲潭请我去过，开导这个儿子。我去了，开导开导，没有效果。单位也没有把他怎么样。整人的时代暂时过去了嘛，儿子比爹运气好。当时把蒲潭抓起来批斗，无论怎么批斗，他一句话不说。
有一段时间，批斗谁，所有参会人员，都要戴藤帽，拿梭镖，摆出吓人的架势。省局、市局这样，省邮电学校这样，载波机厂、无线电厂、有线电厂、邮票印刷厂、525厂、水泥电杆厂、微波站，都这样……
贵州省邮电管理局，我们喊省局；贵阳市邮政局，邮、电分家时叫邮政局，合并时叫邮电局，我们都喊市局。李井泉、周林、李大章这些人，还有邮电系统被整的人，大都戴了高帽子，也没有怎么样；死了的，也不是戴高帽子戴死的。我还不错，没被戴过高帽子，也没给任何人戴过高帽子。我和群众关系一直都可以，对上级是不行的，先后和省局几个正局长都吵过架，拍了桌子。
姚宗辉不插话，听我说完后，回答：有戴死的。不敢去找上级。不怕劳教，不怕打骂，甚至不怕挨饿；饿着，只有一种痛苦，饱了，痛苦无数。害怕戴高帽子。有人脖子戴断了，当场死亡。
原来事情的症结在此。我这才知道，贵阳市的高帽子，和黎平县的高帽子，有质的不同。黎平的高帽子，水桶粗，一米多高，是原木做的，中间掏空，斗谁，就抬去给谁压在头上。
这种原木高帽子，我没有见过，以前也没有听说过。觉得惊心，恐怖。
说到贵阳的高帽子是纸做的，姚宗辉感慨：还是大地方的坏人幸福。他这句话，好像有点承认自己是坏人的意思。我也觉得，那些戴纸糊的高帽子的人，应该感到幸运。
后来，我过去的一位同事郭天禄，出差，到黎平拉木材，还帮我带上礼物，去了姚宗辉的家。
忘不掉贵阳的高帽子；当然更忘不掉黎平的，具有当地特色的高帽子。这是历史，应该记下来。你平时写这样写那样，今天你就写这个。
（李纯良口述，李双采写）
2024年6月载于澳大利亚《南极光》
李双，祖籍四川简阳，生于贵阳，后居成都，现居墨尔本。从事报刊记者、编辑工作多年。1985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著有长篇小说4部，长篇纪实散文、中篇纪实散文各一部，短篇小说40余篇及随笔2000余篇。